清康熙年间，清廷与罗马教廷曾数次互派使节就当时文化领域爆发的“礼仪之争”问题进行沟通。奈何关山险远，重洋阻隔，书信难达，双方因各种误解和稍显过度的自我保护对策，让隔阂在交流中不断加深。
教皇特使来华
继隋唐与元朝后，天主教在明末清初随着西方国家在地理大发现后的海外扩张再次传入我国。在这些天主教派中，又以耶稣会最早、最为活跃。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白晋、张诚为代表的一批耶稣会士，用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近代西方最新的科学成果为武器，广交士林，服务宫廷。同时，为适应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耶稣会士采取将“耶稣”的称谓翻译为《诗经》和《尚书》中的“天”或“上帝”，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等适应政策，使得天主教于16世纪至17世纪在中国迅速发展，特别是1692年，康熙帝颁布容教诏令后，其发展势头更为迅猛。
然而，由于耶稣会内部少数传教士及巴黎外方传教会等传教团体认为，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孔等礼仪习俗和天主教教义中的一神崇拜相悖。1693年，担任巴黎外方传教会福建宗座代牧的法国人颜珰，在福建宣布禁止天主教徒举行祭祖祭孔的礼仪，再次掀起沉寂已久的“礼仪之争”。第二年，颜珰派人将相关决定文件带回罗马上书教皇，请教廷裁决。为与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教派抗争，证明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并非多神崇拜，以闵明我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华多方取证，并得到康熙帝关于此事的支持。康熙帝在1700年底对于闵明我等人在阐述中国礼仪的奏折上明确御批“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意即此种行为只是中国社会礼俗，在哪里都是理所当然，与天主教教义无碍。康熙帝从中国文化立场出发，明确表示支持耶稣会一方。这件关于祭祖祭孔的御批被一众主张“适应政策”的耶稣会士寄往欧洲后，康熙帝就非常关注罗马教廷对此事的回复。1705年，教皇关于此问题的特使多罗来到中国。
康熙帝得知多罗使华的消息后，非常关注其来华的目的。在京耶稣会士徐日升等人深知康熙帝对于“礼仪之争”的态度，为避免冲突，提前写信劝说多罗勿与康熙帝谈及此事，只答为“谢恩”与“巡教”两项而来。多罗听取了徐日升等人的意见。因此，康熙帝虽在第一次接见多罗前后，多次询问其来华何为，但多罗皆闭口不谈“礼仪之争”问题。
对于“礼仪之争”的立场，多罗嘴上不说，但其到京后的一系列行为逐渐表明了态度。比如，在用人上，多罗任用坚决反对天主教徒举行祭祖祭孔礼仪的意大利遣使会士毕天祥为翻译。随后，多罗在一系列非“礼仪之争”问题中也处置失当，从根本上导致了康熙帝对多罗态度的大转变，甚至连多罗教皇特使的身份都受到严重怀疑。
康熙帝派使罗马
出于对数学家、音乐家、医生等“技艺”型人才的一贯渴求，1706年1月2日，经商多罗同意，康熙帝派出使团携厚礼前往罗马答谢并招募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使团由赞同“适应政策”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为正使，多罗使团成员沙国安为副使。然而，出发之时，多罗在众目睽睽之下强行从白晋手中要过礼品箱的钥匙交由沙国安保管，且在给教皇的介绍信中，将白晋称作沙国安的副手。沙国安据此在途中就礼品保管权问题与白晋发生严重争执，互不相让。多罗得到消息后，将相关情况上奏康熙帝，表达了希望任命沙国安为正使，白晋只作为翻译与随从的意向。对于多罗的忤旨逆请，康熙帝耐心地解释了任命白晋为正使的原因：白晋服务宫廷多年且具有外交经验，精通中、法与拉丁文等语言，而沙国安不通中文，因此任命白晋为正使，是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见多罗对使节人选有异议，康熙帝以“白晋已与沙国安不和，叫回白晋何如”为反将之言。此时，清廷派使的消息早已传回罗马。见康熙帝有召回使节意向，多罗深恐此事若中途夭折，会引起教皇不满，一时情急，竟泪流满面。康熙帝闻报，虽暂缓召回白晋与沙国安，但为防止白晋正使职权被沙国安僭越，6月底，专门寄信给白晋，告知多罗企图，并要求他严格遵守先前上谕。不久后，康熙帝在大皇子胤褆的强烈提议下，最终决定召回使臣。
1706年，清康熙帝关于召回白晋的朱谕。
鉴于多罗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康熙帝除越发不信任多罗为教皇特使外，也非常不愿相信教皇会下达禁止中国礼仪的命令。1706年8月17日，康熙帝在给多罗的谕旨中就初步表达了要派使前往教廷就礼仪问题进行沟通的意向，“由于尔来如此生事作乱……朕务使此处西洋人，赍书尔西洋各国，详加晓谕”。与第一次派白晋出使的目的不同，康熙帝这次派龙安国、薄贤士出使罗马就是要探清教廷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真正态度。龙、薄二人使欧行程异常艰难，并没有如计划中的迅速。为防止发生意外，二人到达巴西后，决定分别乘船前往欧洲。不幸的是，1708年1月，他们还是在葡萄牙外海遭遇风浪，死于同一场海难之中。
龙安国与薄贤士二人出发后，康熙帝左等右等都不闻消息，一晃一年将过。心急如焚的康熙帝于1707年底又派出了意大利耶稣会士艾若瑟、西班牙耶稣会士陆若瑟携中国人樊守义出使罗马，使团一行于1709年3月到达罗马并觐见教皇。艾若瑟分别6次致函教皇告知其出使的目的。由于教皇早已在1704年作出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其主张并未得到教皇支持。在这里，历史跟后人开了一个玩笑，正如多罗由于没有出示特使委任书而受到康熙帝怀疑一样，艾若瑟的使臣身份也因没有清廷钤章的正式国书而受到怀疑。直到1717年11月，钤盖清廷官印的证明文件“红票”到达罗马，艾若瑟特使的身份才被证实，教皇大为震惊。经过慎重考虑，教廷同意艾若瑟重返中国，但出于对他的不信任，教廷要求艾若瑟返回中国后必须三缄其口，不能就中国礼仪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同时再派嘉乐为特使前往中国说明教廷立场。1719年4月，艾若瑟与樊守义携带教皇与葡萄牙国王的礼物搭上东返中国的商船。无奈多年的艰辛漂泊与在意大利近十年的软禁，艾若瑟的健康状况此时已十分糟糕，不幸于途中去世。十数年的等待，此问题让康熙帝备受煎熬，从留存至今的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出，艾若瑟出发后，康熙帝询问“西洋消息”不下40余次。然而，教皇特使嘉乐来华让康熙帝心底最深处仅存的一点希望终成泡影。
1720年，清康熙帝为探问艾若瑟消息给新来西洋人的谕旨（部分）。
“礼仪之争”终结
1720年12月，嘉乐到达北京后，将“教王表章”呈康熙帝御览，康熙帝知其身份为真，前后13次接见并说明中国礼仪的道理。嘉乐将禁止中国礼仪的禁令《自登基之日》译出呈览。康熙帝看完后，心中所盼彻底破灭。在最终与教廷就此问题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康熙帝不得不做出他最不愿做出的选择——在《自登基之日》的译文上愤而朱批：“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在罗马，1742年7月5日，教皇又发布《自上主圣意》的长篇通谕，对中国礼仪作出“严厉禁止”的最终判决。至此，“礼仪之争”告一段落。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5月19日 总第3985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