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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1961年5月,周恩来在伯延的四个昼夜

作者:本报记者 屈建军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3-06-02 星期五

    1961年3月,为解决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问题,党中央在广州会议上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广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提出5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农村)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在会前对农村中若干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等进行重点调查。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于5月3日至6日来到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今武安市)伯延公社进行调研,这就是著名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伯延是位于武安南部的一座古村落。据武安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载:解放战争时期,伯延曾经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刘伯承、邓小平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后,伯延有1548户、5073口人,耕地12571亩,4个生产大队、30个小队。在“共产风”“浮夸风”的泛滥下,这个原来富裕的村子,已是经济凋敝、人民生活举步维艰。

    周恩来到邯郸之前,已经派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在伯延公社工作了20天。

    1961年4月29日,周恩来与邯郸地委书记庞均等谈话,听取调查情况的汇报。以后,他连日听取工作组许明和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的汇报。

    5月3日,周恩来在邯郸继续听取庞均和许明等汇报后,前往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查研究。这次调研,他们住在伯延附近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公社就餐。

食堂能让社员敞开肚皮吃饱?

    为了弄清老百姓对公社办集体食堂持有什么样的态度,这天,周恩来提出要去社员食堂吃饭。公社和大队领导早已从周恩来秘书那里得知这个消息,便提前做好了准备。中午,社员们都提早打走了午饭,食堂又端出了准备好的面条、馒头、红薯和稀饭。这样看来,的确就像向周恩来汇报的那样,食堂虽然吃得不好,但能让社员敞开肚皮吃饱。

    周恩来吃完饭,什么也没有说,留下粮票和饭钱就走了。第二天中午,周恩来突然提出今天还要继续吃一次社员食堂,而且不是昨天去过的。这让社队领导一时慌张起来,因为这次,他们根本就没做任何准备。

    周恩来快步走进附近的先锋街第六食堂。进去时,社员们已经吃完饭回家了。食堂的司务长和炊事员见周恩来总理突然来了,忙迎上去。周恩来和他们一边拉家常,询问他们食堂有多少人吃饭,有几个炊事员,工作忙不忙,一边走到灶台边揭开锅盖,只见锅里是快见底的玉米面糊糊,飘着几片菜叶,依稀能照出人影。

    一阵心酸涌上心头,周恩来向炊事员提出:“我在你们这吃点饭行吗?”炊事员一听这话,恨不得把最好吃的东西做给周恩来总理,可此时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食堂仅剩的就是这点玉米面糊糊了。他很为难,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周恩来微笑着指着锅里,说道:“这不是还有吗?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炊事员只好硬着头皮找来一只碗,为周恩来盛饭。接过一碗玉米面糊糊的周恩来,几口就喝了下去。随后,照例交了1两粮票和5分钱。

    食堂对老百姓来说是“利大于弊”吗?周恩来越来越怀疑了。“食堂办不办,应该由社员自己决定”。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真相,在伯延公社蹲点的四个昼夜,周恩来除视察集体食堂、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外,还多次召集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开座谈会。

“食堂不好,就可以不办”

1961年5月5日,周恩来、邓颖超在伯延与武安县委书记王德恒(右六)、
伯延公社书记韩玉林(右五)、社员代表一起座谈。 河北省武安市档案馆供图

    据武安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载:“周恩来于1961年5月3日至6日在伯延作了4天视察,先后召开了基层干部、社员代表、拖拉机站和农具修配厂工人等7次座谈会。”

    1961年5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伯延公社办公室召开了由12名社队干部、司务长、社员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一开始大家都不敢说话,敢说话的人也只是说,“人民公社好、食堂好,大家都能吃饱饭”;“妇女还得到了解放,不用围着锅台转了,也可以跟男人一样下地参加劳动”。

    周恩来听后,带着疑惑的口气问道:“村里的树上怎么没有叶子?”

    有人回答:“是让羊吃了。”

    沉寂片刻,周恩来就问公社书记韩玉林:“老韩,你说人民公社好不好,办食堂好不好?”

    韩玉林说:“好,它有几大优越性……”

    周恩来笑着对韩玉林说:“你年纪还不大嘛,怎么头发都白了?你的担子不轻啊!你的思想负担太大了,还是讲真话吧!”

    此刻,会场一片寂静……

    这时,一位年近五旬的社员猛地站了起来:“总理,您当真要听真话?”

    “当然是要听真话。”周恩来回应道。

    “树上的叶子不是羊吃的,都是人吃的。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饱……”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他叫张二廷”,坐在周恩来身边的地委干部悄声说,“这个人是落后分子”。

    周恩来当即严肃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谈的是真理,一个农民只有把我们看作自己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周恩来接着问道:“为什么吃不饱?”

    张二廷情绪激动地说:“我有4个孩子,5口人才能领到4个窝窝头,吃不饱。总理,您算一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儿,干部再多吃一点儿,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能吃饱吗?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也还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着吃。”

    座谈中,群众谈到吃不饱,不少人浮肿,劳动没有劲儿,牲畜瘦得风能刮倒,干部作风浮夸,生产搞得不好。周恩来细心倾听着大家的意见。

    张二廷又大着胆子说:“总理,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您也会没有吃的。”

    周恩来鼓励张二廷继续说下去:“二廷,你的话我愿意听,你往下说,为什么再过两年,我也没有吃的?”

    张二廷说:“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儿,地里不打粮食,照这样下去,国库没有了粮食,您还能不挨饿?”

    张二廷的话让周恩来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他想要听的真话,想要了解的实情啊!

    周恩来动情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俩交个朋友吧。”

    大家看到张二廷这样直率的话不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颇受周恩来的赞赏,于是纷纷打开话匣子,反映食堂问题。

    听了大家的发言,周恩来感慨地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我们专门下来调查,食堂不好,就可以不办!”

    接着,周恩来又逐一询问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对食堂的意见。结果,12人中,只有2人说,“愿意在食堂吃饭”;10人说,“食堂不好,愿意回家做饭吃”。

    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到张二廷家里,坐在门槛上同他聊天,张二廷将伯延公社遭受的灾情和公共食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如实地告诉了周恩来,并希望他以后还能来伯延了解实情。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来,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

    5月6日,是周恩来在伯延的最后一天。临走时,他又召集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共计25人开了一个大会。最后这次座谈会因为人多,改在供销社院内的大屋里举行。周恩来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公社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负责人做好给社员发口粮的准备,到10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

    周恩来在伯延公社调查时,看到革命老区群众的贫困状况:“除了树叶、咸菜、野菜外就没东西了,硬是没存粮。”他特感痛心内疚。他还发现,社员们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他们的自留地。社员们要周恩来当场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周恩来认为:“既然摸点,总要摸出个情况来,总要给他一点合理的保证。”所以,他当着地委、县委、社委同志的面说:“我可以保证。”社员们又要求周恩来以后能够每半年来一次,他们才能放心。周恩来回答说:“我个人能否半年来一次,还不能担保,有时可能忙于什么事情去不成,但是工作组总是要去的。”

    周恩来没有失信,直到“文革”前,他每年都派人到伯延调查,并且代他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

“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作(做)饭”

1961年5月7日,周恩来就伯延公社调研情况向毛泽东汇报的记录。中央档案馆藏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详细调查及多方深入了解,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发现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而这也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意见较集中、反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5月7日凌晨3时半,就几天来的调查情况,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

    我到邯郸之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天了,五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的(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第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作(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愿意回家作饭的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

    第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第三,社员群众坚决要求要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也有发展。办法就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第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棵(颗)粒无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畜力问题。

    这四个问题都是当时农村情况的真实反映,建议的分量很重。毛泽东对这四点意见相当重视,他于当日凌晨4时40分在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批示:“此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先后收到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从各地寄来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和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几乎是相同的,普遍不赞成办食堂,不赞成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对公共食堂问题则规定: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至此,食堂制度实际已被取消,为国民经济调整开了一个好头。

    伯延调研,只是周恩来众多基层调研中的一次。在伯延的四个昼夜,他轻车简从、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平等待人;与此同时,他以身作则,与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展现出他治国谋政的高超智慧,也可以深刻感受到其绵密周到、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6月2日 总第3991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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