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国际上，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德、意、日法西斯已处于不利地位。在国内，抗战形势好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阶段，进入了恢复和发展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方面希望盟军迅速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集中力量打败日本，以便可以取得抗战胜利；另一方面又担心抗战胜利，国内人民更加觉醒，共产党和民主力量更加壮大，其反动统治将难以为继。于是，国民党顽固派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共行动。
“闪击”延安，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3月，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并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作思想动员，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他在书中大肆鼓吹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粉饰国民党一党专政，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公然把“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加在我党头上，污蔑我党我军为“新式军阀”，污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为“变相割据”，并暗示“不出于这二年之中”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5月15日，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消息传来，蒋介石认为这是他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有利时机。于是，6月中旬，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西安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开所谓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伪造民意，假借“民众团体”的名义发出通电，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随即，国民党指使一些“人民团体”通电响应，其控制的报刊也肆意叫嚣中国“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重新改编各地之‘红军’”。国民党政府官方通讯社中央社更是发表公开反共、破坏团结的新闻，公开宣扬要“解散共产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拟订了《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案》，提出“利用第三国际解散时机”“在军事上施极大压力”，“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达到“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政府”，使“十八集团军完全国军化”，“其他部队一律编遣”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个“既定”目标，蒋介石一方面密令包围我各抗日根据地的第一线部队，对我军进行严密封锁，阻止我军向外发展，为其后彻底消灭我军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将这次反共攻击的重点选定为陕甘宁边区，密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调动兵力，准备“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胡宗南先后从守卫黄河河防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第二线部队中抽调10个师，加强其包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线部队的兵力。当时，国民党秘密计划在南线先夺取位于正宁、旬邑、宜君、铜川之间的关中“囊形地带”，再攻占陇东，然后从宜川、洛川、耀县等方向，兵分9路“闪击”延安。在北线则由第22军配合进攻神木、府谷等地。6月底至7月初，国民党军在完成了进攻的各项准备之后，便开始制造各种摩擦事件，为其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寻找借口。至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采取措施，我党做好政治和军事两手准备
国民党“闪击”延安的部署虽是秘密进行，但仍被我党发现了“蛛丝马迹”，隐蔽战线的几条秘密渠道先后传回了敌人部署的准确情报。然而，即便得知了敌人的部署，我党面临的形势依旧危急万分。当时，我军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很少，只有两三万人，即便抽调增援部队，也很难及时到达，而国民党军调动准备进攻边区的军队足有四五十万人，双方兵力相差极为悬殊，国民党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迎头硬拼只会大量损失有生力量，对战局于事无补。
在获知国民党军事进攻计划后，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以应对可能爆发的国共军事冲突。7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国民党反共宣传及其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是他们企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针对国民党的图谋，他提出了“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的应对策略。会后，按照党中央部署，我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及“有理、有利、有节”的一贯方针和原则，一面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做好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准备，坚决斗争。
“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毛泽东提出的这条策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冷静分析局势后，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军虽然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在政治上却是十分虚弱的，一旦将蒋介石、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和命令公布出去，揭穿其反共阴谋，暴露他们在外敌入侵的时刻仍实施背弃民族大义、刀口向内的图谋，阴谋败露后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必定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受到国内外四面八方舆论的谴责。
然而，主动“泄密”这条良策的“副作用”也很大。蒋介石、胡宗南的一系列军事部署都是秘密进行的，知道详细情报的人员范围很有限，如果将这些“绝密”情报公开，那就意味着要暴露甚至牺牲我党很多隐蔽战线的同志。在抉择两难时，隐蔽战线的同志主动表示以大局为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最终，经过慎重研究，党中央决定：公布蒋介石和胡宗南发给国民党各集团军、各军进攻边区和进攻延安的电报与书面命令。谈及这个艰难的决定时，毛泽东曾说：“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走这一着险棋，以泄密为代价，来换取制止蒋介石向延安的进攻。”
按照部署，我党随即公布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7月4日、6日就抗议国民党发动内战、呼吁团结给胡宗南和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的电报。据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后来回忆，收到朱德抗议电文后，胡宗南考虑“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也“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因此“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并电告蒋介石。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朱德总司令为避免内战团结抗日致蒋介石等电（影印件）。
主动“泄密”的良策有了初步效果，但内战的危机远未解除。我党在政治上发动“闪击宣传”的同时，也争分夺秒地做好了对付国民党军军事进攻的准备。早在6月发觉国民党军异常调动的时候，中央军委以防万一，就调358旅由晋西北开赴陕甘宁边区。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示“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次日，八路军总部决定由晋察冀军区的冀中军区抽调部队开赴晋西北地区，由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陕甘宁边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也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并为实施机动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人民全部紧急动员起来，做好了随时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战斗准备。
以笔为枪，毛泽东投身舆论战“质问国民党”
毛泽东向来重视新闻的战斗和舆论作用，他曾形象地说：“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此时，面对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掀起内战的危局，他再次“以笔为枪”，投身新闻舆论战。
7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
同日，毛泽东致电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要求他们速将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文电材料“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毛泽东指出：“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
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揭露国民党军队一个月以来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阴谋和中央社发出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要求蒋介石等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内战。
1943年7月12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质问国民党》。 中央档案馆藏
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正的质问和抗议。
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国民党调动本应用于“对付日寇”的部队用以包围和攻击延安，以致河防地带空虚。一方面，包围延安，企图挑起内战，是“破坏团结”；另一方面，将原有的抗战部队用于内战，是“破坏抗战”。社论还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的险恶政治目的和其反动本质：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在图谋解散共产党一事上“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盼望马克思列宁主义破产”，却对“汪精卫的三民主义与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不置一词”，原因就在于“你们和他们之间，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其中最基本的共同思想，就是反共反人民”。
在社论的最后，毛泽东写道，“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我们向一切不愿撤退河防进攻边区与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提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一文，态度鲜明，语言犀利，鞭辟入里，不仅引起了国内各界的纷纷同情，更引起国际舆论界的广泛关注。美、英、苏等国为使中国继续抗战，消耗和牵制日本的力量，以利其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反攻，都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美国政府甚至公开表示：美、英武器不能供给不打“轴心国”的国家。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我军已有充分的迎战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被迫放弃对陕甘宁边区的大规模进攻，电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闪击”延安，掀起反共内战的阴谋被成功粉碎。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7月14日 总第4009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