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九月会议召开于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的历史关头，在检查和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今后工作的任务，为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重要准备。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战略问题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九月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基本决议》中，毛泽东提出的三大战略任务成为我党战略决战阶段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军队向前进”
基于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战略决策，是我们党领导和开展工作的基本方法。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总体判断：虽然帝国主义仍然准备发动战争，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努力”。从国内形势看，当时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经过两年作战，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由120余万人增加到了280万人，其中正规军由61万人增加到149万人；解放区面积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县以上城市586座，占全国城市的29%；大部分老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支前积极性高涨；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了广大工人、学生、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形成了由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级人民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而国民党的总兵力从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且内部矛盾加剧，主力战略集团被人民解放军钳制住，战斗力大为削弱。
正是基于这种客观现实，九月会议确定了“军队向前进”的战略任务。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提出作战方式要由游击战争逐渐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等更为具体的措施，以达到“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目标。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的尾声，我党就认识到部队正规化的必要性。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起草《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时就指出：“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全面内战爆发后，随着战局的迅猛发展，各战略区和各野战军之间的作战联系越来越频繁，在原有分散作战条件下形成的各部分组织编制不统一、番号不统一等问题，越来越妨碍大兵团之间的协同作战。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讲道：“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五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区（指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都是相同的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即使番号统一了，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因此，尽快地使全军编制向正规化过渡，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
根据九月会议的精神，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决定部队番号纵队改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全军分为4个野战军，团和分区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1949年1月又将各野战军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的3个兵团直属人民解放军总部。
至于“建军五百万”和“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同样是基于敌我双方力量的深刻洞察提出的。解放战争第一年（从1946年7月算起），国民党总兵力约430万人，经过一年的战斗，被歼灭和逃亡约157万人，补充100万人，第二年开始遂减为约373万人；又经过一年战斗，被歼灭152万人，补充144万人，到1948年7月第三年开始，国民党总兵力减为约365万人。最鼎盛时期，国民党兵力不过430万，其中还包括机关和后勤人员在内。毛泽东据此作出论断：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力四百万即可以”，“五百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会议期间，周恩来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中也指出：“预计我军发展到五百万人，便可取得全国胜利与维持全国治安。”
从消灭敌人正规军数量来看，第一年我军歼敌97个旅，第二年在敌军将每旅二团制改为三团制、东北半年未打仗、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力量削弱的情况下仍歼敌92个旅。因此，毛泽东认为：“以后各种条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在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没有理由说不可能。”由此，用5年时间“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是完全可能的。两个月以后，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毛泽东又作出了更乐观的估计。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新华社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毛泽东对未来的作战筹划，既有对战争大局的准备把握，又涵盖了军队建设、作战方式、阶段目标等方面的精细布局，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作出充分估计，推动九月会议作出正确结论。
“生产长一寸”
在九月会议提出的三大战略任务中，“军队向前进”和“生产长一寸”是密切相关的，前者是结果和目标，后者是原因和条件。正如毛泽东讲到的，“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
为什么这么说？从周恩来在九月会议期间所作的报告《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中，可以窥见一二。报告显示，当时所有解放区全部人口为1.68亿，其中脱离生产人员为420万，占比2.5%。按照华北财经会议的规定，脱离生产人员一般不得超过总人口的2%，最高到2.5%。由此可见，当时解放区人民负担已达到饱和点。从农业负担来看，华北地区农业负担占农民总收入平均数的17.8%，中原占比为16.15%，山东和西北因闹灾荒，有意识控制减轻后分别为14%和10.46%。按照华北财经会议的规定，农业负担以不超过农业收入的15%为能持久，最高为20%。如此来看，解放区农民负担也逼近20%的饱和点。为了彻底打败国民党，我们党在九月会议上提出“建军五百万”和“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的目标。此目标的达成，意味着伴随军队人数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争需要会迅速增加，这将严重加剧军队需求和人民负担之间的矛盾，恢复和发展生产便成为影响战争成败的迫切任务。
九月会议认为，解决军需困境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所需资源从国民党方面取得；二是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水平有所增长。任弼时在发言时指出：亟需军队向前进，将战争负担转嫁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如第三年歼敌100个旅，军队深入到西南、江南，则群众的负担更轻，生产长一寸更有条件。同时强调要把老解放区的生产搞好，前方胃口小些，后方努力供应。
九月会议也充分估计到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困难，如进入国民党区域作战需执行无后方的或半有后方的作战，机器和原料缺乏、交通运输不畅、通货膨胀等。九月会议认为，组织工作特别是财经方面的组织工作不够是形成这些困难的原因之一。基于此，会议通过了华北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管理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财政工作，动员全党学习工业和做生意等基本决议。
作为发展生产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要反对浪费。他强调，克服浪费现象，反对浪费不只限于粮食，还包括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反对浪费与发展生产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军队增长到500万人、5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的目标。1948年10月10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反对浪费，厉行节约”是克服工农业生产困难的重要手段。
在解放战争胜利进行和国民经济恢复的大背景下，“生产长一寸”这一口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49年11月，陈云、马寅初等在给农业部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会议的指导性意见中提出，1950年的农业生产“应切实掌握‘生产长一寸’的精神”。1950年2月，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全市党代表会议上，指出1950年的中心任务是“按照去年的发展方向，使生产长一寸、长两寸，长得愈多愈好”。九月会议提出的这一战略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发挥着导向作用。
“加强纪律性”
“加强纪律性”是三个战略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在9月8日的报告中，毛泽东不仅将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作为单独的一条进行阐述，还强调“上面说了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基本决议》第七条也明确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的纪律性”，纪律建设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948年12月，《中国青年》复刊时发表的毛泽东为《中国青年》的题词。 中央档案馆藏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同时，在内线战场上国民党主力回援中原，将兵力收缩到大、中城市及一些主要交通线上，人民解放军连续夺取了一批国民党占领的中、小城市。解放区面积的迅速扩大，急需实施统一的政策要求。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也需要铁的纪律，以保障各项战略战术顺利实施。
而当时党内由于长期的分散状态，存在不少无纪律和无政府现象，表现为重大事项不请示不报告、各行其是、报喜不报忧等。此外，军队中也存在自由主义倾向，有的负责干部对破坏纪律分子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如果任由这种状况继续发展，必定涣散我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丢掉群众基础。九月会议将“加强纪律性”作为战略任务之一，推动党的各方面纪律规矩逐步建立起来。
首先是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九月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出了明确规定。决议还规范了各地方和军队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具体内容，减少了汇报的盲目性，增加了有效性，很大程度上理顺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这不但有效维护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还增加了部队在战争中的灵活性、机动性，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夯实了基础。直到今天，请示报告制度仍是我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
其次是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系统化。当时我们党面临的状况是：长期严重的战争环境导致党和政府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比较缺乏，在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又经常发生极端民主现象或无政府现象，党内某些错误主张和宗派主义暗中滋长，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很大损失。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和解放区面积不断扩大，广大人民参与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活的需求日益迫切。鉴于此，毛泽东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并主张以此代替干部会议。九月会议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其中规定：切实保障代表们的权利，并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的具体实施中要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允许自由发言讨论问题，但问题一经确定，便要坚决执行。决议还提出“健全党委制”，重要问题均经党委集体讨论和作出决定，同时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这些工作方法的制定，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内生活提供了切实可依的准则，在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同时扩大了党内民主，使党的纪律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
九月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确立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大战略任务，是我们党在历史方位转变过程中对未来总体规划的高度概括。1948年11月11日，在给东北局及各中央局、各分局等负责同志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提出，“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一响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解放战争的经验总结，也是亿万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生动写照，为创建新中国作了思想动员。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9月8日 总第4033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