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张謇在创办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时，呼吁社会各界踊跃入股。他指出，创办航运公司，“对于国家可以挽利权，对于一群可以收公益”，即在帮助国家争取经济权益的同时，也可为社会作贡献。张謇先后创办大生轮船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等航运企业，构筑了以通州（1912年改称南通）为枢纽的航运网络，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的现代化进程。
大生轮船公司
大生纱厂筹办时期，从上海运送大量的机器和物料到通州，依靠的是水路运输。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大生纱厂的官机是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所派的兵轮经长江运到天生港，再由小轮驳运到唐闸。1897年12月1日，《申报》第5版刊登的《通州大生纱厂告白》载：“机器由南洋派威靖兵轮船装运通州，业于本月十八日开运。”其他物件，则是通过大生纱厂雇佣的民船运载的。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开工纺纱。不久，张謇请示刘坤一，大生纱厂准备租用专船。因大生纱厂的官机锈蚀严重，需要添置和更换部件，价值至少银七八万元。大生纱厂初创，资金局促，不能一下全部添购，只能分批从上海购进。而每一单购货，从订单寄出至收到物件，耗时都在十天半个月。原因在于雇佣的民船装货需3天，等候涨潮开行有时要等待两三天甚至五六天，海关查验又需七八天，辗转迟延，耽误了大生纱厂的生产。
张謇的解决方案是大生纱厂租用宁波帮商人朱葆三的“济安”小轮船，改船名为“大生”。“大生”轮从上海经内河往苏州，从常熟的浒浦过长江。由于租金昂贵，所以张謇希望能够参照开平矿务局运煤船搭客的惯例，让“大生”轮在运送物料途经浒浦时，顺道搭载来往的客商，用水脚（即水路运输费用）来贴补租金。张謇承诺，“大生”轮接受厘局的查验，不夹带物料之外的私货，也不在通州的芦泾港逗留搭客，以免与轮船招商局、太古洋行及怡和洋行的轮船发生纠葛。刘坤一认为，大生纱厂“系官商合办，事关便商利运，应照准行”。
1900年五月（农历，下同），大生纱厂交给朱葆三股银5000元。不久，大生轮船公司宣告成立。按照约定，朱葆三应该在六月上旬将船开到上海修理，七月上旬开行通州、常熟、海门等地。之后不知何故，他在宁波将轮船转售，导致股东不满，引发诉讼。张謇通过刘坤一过问此事，才了结案件。迟至次年四月，轮船终于抵沪。由于停久失修，船身受损，加之船上物件缺失，导致修补费用增加。通州方面续入股银7000元，朱葆三方面作为沪股出资银2万元，通沪合计股本银3.2万元。
1901年五月，“大生”轮开始行驶，不久，借口通沪之间一天之内来不及行驶，不再走浒浦和通州，而是专门航行于上海和海门之间。此举招致一些股东不满。他们认为，这与原先约定不符，且轮船招商局、太古洋行、怡和洋行、信安公司的轮船都走此路线。再说，走浒浦一线时，“大生”轮的搭客也不少。
其实，引起通州方面股东不满的，除了“大生”轮擅自改变线路外，还有其他原因。“大生”轮在上海修理时，“未经公议，又未公估，用费三千数百金之多，与原约之数增出，恐有不符”。原来约定的是银2000元修船费用，结果花费了银3000多元。通州股东认为，船从购定到抵沪，延迟了近一年时间，其间增加的修理费应该由朱葆三承担。另外，按照原来的协议，船到上海之前的银200元燃料费、3个月人工费用，不应该由大生轮船公司负责。而最大的问题是，对于朱葆三提供的“大生”轮1901年五月到年底的账簿，通州股东认为“未有总结，眉目不清，照帐代核不符三百余金”。
双方矛盾的解决，以通州股东接受朱葆三的建议，用七折的价格购买沪股而告终。从1902年8月4日开始，“大生”轮由通州股东专办。据1921年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第二十三届帐略记载，收到大生轮船股息“规银一千二百二十一两三钱六分”，说明至少在1921年大生轮船公司还是一个独立核算的企业。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创办于1903年。根据南通市档案馆馆藏的该公司1913年为注册事宜致北洋政府工商部的函，张謇和如皋的沙元炳为共同创始人，张謇的四哥张詧（chá）为查察人。张謇曾于1908年向通海实业公司股东报告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设立的缘由。大生纱厂的原料棉花，大部分来自海门一带，最初需要雇佣民船通过内河运到唐闸。民船代运的弊端是时效慢，损耗大。因此，张謇决定改用机器小轮拖运。最初只有一艘小轮往来于唐闸与吕四之间，因专门用来运输大生纱厂所用棉花，故成本高昂，但又不能轻易中止。于是，他又陆续添购数艘小轮，期待有所盈利。
按照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的《小轮搭客章程》，公司专门经营经济往来相对频繁的通州和扬州境内内河的航运：自扬州往东，经过仙女庙、姜堰、海安、如皋、丁堰、白蒲等地；从唐闸向东，途经西亭、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六甲、包场等处。至1913年向工商部注册时，公司拥有11艘小轮，行驶线路拓展到掘港、盐城、兴化、邵伯、东台、阜宁等地。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除了运输纱布和乘客外，还兼营银洋钞票和邮件的运送。银洋钞票的寄运，除了填给三联单外，收交时还须各自验明原箱原封，并在原箱原封上加盖回单为凭，以昭慎重。对于原箱原封没有动过，但托运者声称短少的，或者遇到天灾匪患导致损失的，公司概不负责。至于代寄汇票，则需要当面点交，不论远近，每千元收取计费大洋2角5分。邮件方面，小轮经过的各埠如设有邮局和信局，信件装入信袋后由公司代为带到。“除中国邮政局之信件、包裹照章运寄外，凡人民或行铺之信件，亦准带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在某种意义上起到增加邮政和信局运量的作用，加快了社会信息的交流。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初创阶段充满艰辛，开辟通（州）扬（州）航线时，触动了此航道上的经营者，特别是盐商的利益。1903年，张謇在给继任两江总督魏光焘的函中指出，有人以通扬之间的河道浅狭为由，阻挠小轮行驶，其实，杭州、苏州和上海一带的内河浅狭程度超过通扬河道，即便是淮安至扬州之间内河浅狭之处也不少，民船、盐船依旧络绎如梭。他禀请魏光焘“将扬、通一带河道宽深尺寸与苏、杭、清江三路比较”。
1905年，张謇在致南洋大臣周馥的函里提出，有盐商声称，里下河一带河道浅狭弯曲，沿途桥梁较多，装满盐的船只原本行驶艰难，如果遇到小轮，避让不及容易发生碰撞；也有人说，小轮所到之处，波浪骤起，冲击两边的堤岸。张謇讽刺道：“举水火、盗贼、瘟疫，世间一切大患，悉归狱小轮？”
为了航行的顺畅，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购置浅水挖泥机船，在通行航路上渐次淘深。在与当地士绅磋商后，公司为避开众多停泊在海安镇的船只，特地将旧城河一带疏浚，专供小轮通行。公司制定《通扬一带内河行轮章程》《小轮帐房舵工管轮约》等规章，要求小轮在行驶途中，与其他船只交汇时，先鸣响回声气筒，再减速避让；过关卡时，照章停轮候验，不准挟带私货径行闯关等等。几经斡旋，终于协调了多方利益，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的小轮顺利地航行于通扬之间。
关于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最后结束的时间，《大生系统企业史》叙述为：“抗战胜利后，将所有三四只小轮船与镇江的镇通、镇泰两家小轮公司联合经营，不久即正式宣告结束。”其依据为“1962年访问主持该公司清理工作的老职员邱配言笔录”。而大生档案中1951年9月18日董事会的记录则清晰地表明，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一直勉力经营到新中国成立后。
在镇江市档案馆保存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迁往镇江后的相关档案中，有一份1951年12月27日，公司经理蒋志云致镇江市人民政府工商局《为办理企业登记应具送之文件》的函件中提及，大达内河轮船公司“1945年4月在上海召开股东会议，决定结束，多数股东均已向清理处领回股款。迨胜利后，敝公司收回被敌伪强占之达汕轮船，复于同年十二月召开股东会议，决定终止清理，以达汕轮估值为股本，并由旧股东认购新股，移总公司于镇江继续经营”。1956年，镇江市18个私营轮船公司共69只船舶，并入公营的中华旅运社，参加公私合营，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自此成为历史。
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股票 南通市档案馆藏
大达轮步公司
如果说大生轮船公司的设立初衷是解决大生纱厂创办初期从上海运输机器物料问题，那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则是为了方便大生纱厂的棉纱布在通扬之间流通。尽管两家公司的创立，促进了通州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但它们主要还是服务于大生纱厂的生产经营。1904年，张謇与李云书等人在上海筹建上海大达轮步公司。1905年，张謇在通州发起设立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沪通两地大达轮步公司的设立，加强了通州乃至苏北沿江地区与上海的联系，成为中国民间资本涉足上海航运业的开端，在中国航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达轮步公司的“大德”号轮船
在上海大达轮步公司设立之前，上海已经有1873年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和英商的太古轮船公司、怡和轮船公司从事长江航运。据《上海长江航运志》载，官办的轮船招商局排除了其他华资企业涉足长江航运。1867年，容闳倡议“联设新轮船公司”，集资40万银两，先置轮船2艘在长江行走，这一倡议被总理衙门和两江总督曾国藩搁置。1882年，宁波帮商人叶澄衷请求允许组织轮船公司，取名“广运局”，遭到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批驳。在清政府打压和外国资本的利诱下，民间资金多被洋行吸收。据估计，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买办在外国轮船运输企业中附股的金额达140万至150万银两。还有一些华商购买轮船交洋行代理。1889年，由叶澄衷等人创办鸿安商轮公司，借英商和兴洋行名义，向英国领事馆注册。李鸿章闻讯后，发电报命令招商局督办盛宣怀等，“务须会同妥商，设法禁阻，以保利权”。但因鸿安商轮公司悬挂英国旗，无法禁阻而作罢。
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是张謇在上海最早兴办的企业。1904年，张謇在给南洋通商大臣《请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公呈》中提及：上海浦西黄浦江岸，北自虹口，南到十六铺，凡是能够建造码头的地方，除了招商局码头外，均被洋商占据，黄浦江上桅杆林立，舳舻相继，上面飘扬的大多数是外国旗帜。十六铺往南至江海大关一带，处于华界，是建设码头的理想地带。张謇等人开始在十六铺至老太平码头一带购地建筑轮步，同时建造栈房。
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是上海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长江航运企业，打破了外资和轮船招商局的垄断。其成功创办得益于张謇与官府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从大生纱厂创办伊始就建立起来的：大生纱厂得到官府以纺织机器作为实物注资；在纳税方面获得与上海华商纺织企业同等的待遇；在物资通关方面得到江海关的礼遇，等等。因此，张謇冲破障碍开办长江航运公司，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美国学者罗安妮在其专著《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1860—1937）》里，对于张謇创办的大达轮步公司、虞洽卿的三北和鸿安公司以及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作了这样的评价：“这三家公司都从通商口岸的腹地——多是创始人的家乡——起家，创建目的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方式是加强与就近通商口岸之间的交流，正是以这些腹地为基地，三家公司都发展成为主要航线上的重要航运公司。”
上海大达轮步公司是张謇长江航运蓝图的核心，其配套工程是在通州建立的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及推动天生港自开商埠。开埠，是提升通州地位、促进通州及周边地区发展的战略措施。而前提条件之一，是通州与上海之间有着固定的航班。这套“组合拳”是建立在通州实业有一定基础之上的，是高水平规划通州开放发展的举措。
罗安妮认为：“他们事业的起点，都是创建以家乡为中心的航运网络。张謇的航运公司，把他的家乡南通变成了产业网络枢纽。一边连接长江以北的产棉区，一边联通镇江、南京和上海等长江港口。”张謇通过创办一系列航运公司，为大生系统的企业经营创造了便利，更是在社会层面将南通与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并通过上海这个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与世界相沟通。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12月1日 总第4067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