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98岁高龄辞别人世。我再也见不到这位可尊可敬可爱的大先生，再也听不到他的谆谆教诲，心中充满不舍和哀痛。凝望着遗照上慈爱和善的笑容，耳畔响起“秋农同志”的亲切呼唤，泪水不禁溢出眼眶，20年前因从事档案工作而与戴逸先生的交往点滴一一浮现在眼前……
2010年10月，戴逸先生（右）与前来拜访的沈秋农合影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事史志工作后，我就对从常熟走出去的史学大家戴逸先生怀有敬仰之心，虽曾建立联系并求书求教，但却未曾谋面。到档案馆工作后，信函往来、电话联系、当面请教的机会多了，得到了他的许多帮助，深切感受到他对家乡档案工作的支持与关爱，印象深刻的有这几件事。
一
20世纪80年代，我在史志办工作时就知道江苏省常熟市档案馆藏有许多老报纸，也去查阅和摘抄过与常熟人民革命斗争史相关的资料，为撰写史稿提供了方便。2005年初到市档案馆工作后才深入了解到，从1910年到1949年的40余年间，曾有230多种报纸先后在常熟创办，其中档案馆珍藏的有110种7248张。虽说有的较为完整，有的残缺不全，但这些历经烽火岁月得以幸存的地方报纸，对当代常熟人来说弥足珍贵。其中，有政府、党派、社团办报，也有行业、学会办报和对旧体诗词创作予以交流切磋的同人报，甚至还有抗战时期中共东路特委创办的《大众报》。无论哪种报纸都为了解、研究旧常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兴盛衰微、百姓的冷暖苦乐极有帮助。
适逢当时国家档案局和江苏省档案局相继发文，提出要加强档案资源管理和建设，进一步推动档案事业发展，鼓励各地档案馆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报工作不仅要如实介绍该珍贵文献的数量、现状、价值、意义，还需有专家出具评价意见。我们一方面做好申报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通过电话向戴逸先生报告，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表示对常熟的老报纸不但有印象，而且有感情，读中学时就有多篇作品在报纸上发表，这对培养写作兴趣大有好处。随后，我们将相关材料寄奉戴先生。不久，收到他《关于晚清、民国时期百种常熟地方报纸档案价值的评价》。评价指出，在常熟这样一个县城范围内创办如此数量的报刊，这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出版史上均是十分罕见的……且同一时期多种报纸并存，其中绝大多数报纸又在今人编印的近现代全国报刊联合目录和馆藏报刊目录中不见著录，更显珍贵。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动荡、复杂多变的时期，而反映这一时期的区域档案资料零散不齐，而现存的这批地方报纸正好弥补了缺失的史料，因此，这批地方报纸具有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可供编史修志、学术研究等广泛利用，“鉴此，我认为将这批殊属难得的地方报纸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十分必要，将更有利于保存与利用，更好地发挥其应有价值”。
在戴先生举荐下，“晚清、民国时期百种常熟地方报纸”于2007年6月被评为江苏省珍贵档案文献，后又于2010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极大提升了常熟档案工作在业内的影响，全馆同志对戴先生的感激之情更是油然而生。
二
20多年的史志工作，使我对史料的征研有着自觉的责任意识和浓厚兴趣。但地方史志受体例规范和篇幅限制，不可能将所有史料一并载史入志。如，侵华日军在常熟犯下的累累暴行，就只能择典型事件和重要数据作集中展示，许多受害者对凄惨经历的具体忆述无法一一列举，缺憾也就在所难免。但在走访中，倾听受害百姓的悲愤控诉总让人心潮难平。我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做了一些走访、征集和编辑出版工作，过程中得到戴先生的大力支持。我读戴先生《漫谈“口述历史”》一文，细览之下有种醍醐灌顶之感。文章对口述历史的优点作了精要阐述。一是扩大提供历史信息的范围。二是改变以往只重视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宫廷史以及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历史的做法，可以收集到底层社会和普通人民活动的史料。三是留下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四是现代“口述历史”和上古先民的时代不一样，是应用录音和录像设备把原始材料完整保存下来，再整理成稿。整理工作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不允许夸大及删改，更不允许虚构、伪造。受此启发，我决定将日军暴行口述史料的采集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将外敌入侵给中华民族、给广大人民造成的苦难记录下来，为不忘前人、激励今人、教育后人提供一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使常熟档案工作多个新突破，馆藏档案多个新门类。
此项工作开展后，我一方面组织专门力量征集线索、认真采访，另一方面编印《口述档案简报》，征求意见。还有，就是认真细读戴先生的旧稿，提出建议，请他作补充。其时正值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深入推进，工作繁重，已届82岁高龄的戴先生接到我的去函后，即刻亲笔赐复：“接奉华函，知先生所编文集内有意收录老拙旧作，深感荣幸……先生询问的问题，另纸写呈，聊备参考……戴逸。”先生所补充的史料有600字之多，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其中，有他父亲如何担任县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常熟沦陷后被敌人抓捕，在苏州关押2年之久；他的多位表兄、堂兄，有的在对日作战中不幸阵亡，有的因投身抗战被日本宪兵队抓捕枪杀，还有的因遭受牵连而遭关押……先生说，这些悲愤往事有些是“我所亲见，触目惊心”。在征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汇集了89篇作品的《警钟长鸣——侵华日军常熟暴行口述档案》一书于2008年12月出版。令人感动的是，戴先生收到该书后，先是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次年6月又寄来题为《警钟长鸣常记心》的书评，文章说“不但书名和封面设计吸引了我，翻看书的目录更触目惊心，思绪万千，勾起我对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和看到的、听到的日军暴行的回忆，因为我的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生活在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所以我一收到《警钟长鸣》，就放下手头的工作，认认真真地读了起来，一直读到晚上，浮想联翩，也激起了我的伤痛和悲愤……这本书编得很好，因为它都是亲历者的回忆，很真实，很生动，也很具体，没有很多的议论，讲的都是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尤其记录了许多具体的过程和细节，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这些口述档案具有丰富性、现实性、直接性等特点，是研究日军暴行的第一手资料，很感谢采访的同志，抢救了这许多宝贵的资料。”无疑，戴先生的读后感既是对该书的肯定，更是对我们从事口述档案征研工作的莫大鼓励。2009年、2011年，该书先后被评为江苏省档案文化精品二等奖、常熟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三
戴先生对常熟档案工作的关心支持是长期的，充满了爱乡之情，我们也将去北京拜访视作看望家乡贤达并向他请益求教的重要机会。从事档案工作8年，我每年都去拜访。每次听到沈秋农来了，老人都格外高兴，我们围绕史志档案等话题聊得很愉快。他是把我当作忘年交看待的。无论是北京张自忠路3号的多功能书房，或是西小院那间仄小的会客室，还是国家清史委所在地的办公室，都留有我们的美好记忆。他也会将新出版的著作、刊物捐赠给市档案馆，或是将中央领导去看望他的照片供我们翻拍。同戴先生见面如沐春风，无拘无束，亲切又温馨。至今，市档案馆已珍藏其各类档案5种74卷199件。
常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代有修志，形成传统，乡镇志有22种，其中有15种纂修于清代，成为县志的重要补充和乡镇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但由于存世稀少又散存各地，很难发挥利用价值。我设法将这些志书寻觅搜罗并聘请专人标校。2005年10月，在扬州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祁龙威指点下，我将此事向戴先生做了汇报，他极为赞同，并说由他向有关方面推荐，可将清代乡镇志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文献丛刊》予以出版。2007年8月，《常熟乡镇旧志集成》正式出版，墨绿色的布面精装，烫金宋体书名，显得庄重典雅，这是常熟乡镇旧志首次标校出版，首次完整地走向全国，供史志界、清史学术界研读利用。戴先生在总序中说，“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常熟的乡镇旧志能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奉献绵薄之力，实是机缘巧合，既有方志工作者的孜孜努力和专家学者的慧眼识宝，更有戴先生的青睐举荐使常熟的档案征编工作又添亮点。
2009年是常熟市档案馆建馆50周年，馆领导决定编印一本《情满兰台》纪念集，既展示5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工作成果，又抒发常熟档案人对事业的热爱之情，还希望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学人的鼓励与指导。当年5月，我和征编科的同志赴北京征集常熟籍名人档案，拜访戴先生自然是不可或缺的活动行程。14日下午，我们向他汇报了常熟档案工作的近况和在服务民生方面的新思路、新举措。他说，这样做很好，档案馆不仅要保管好档案，更要利用好档案，得到利用才能体现价值，像服务民生就是一个方面。利用的面要宽，收获的成果才多。先生还赠语：“科学管理、服务民生，注重特色、积累资源，加强征编、多出成果，开拓创新、更上层楼。”这饱含真情的32字，让人深切感受到他对家乡档案工作的关心关注关爱。我连读两遍，与先生相望而笑，然后向他鞠躬拜别。
戴逸先生对档案事业的情感犹如对史学事业的情感一样，没有半点深浅亲疏之分，他始终认为“档案文书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大的价值，这是由于档案本身具有丰富性、现实性、直接性等特点，所以它被认为是研究历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离开了档案，就不可能进行严肃的、深入的历史研究……档案工作者为历史研究和其他应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他对家乡始终怀有殊深之情，所以当家乡的档案人与他联系、向他请益、祈求支持时，他都尽可能地给予满足。现在，先生的爱已换了一种方式——满面春风的亲切交谈变成字里行间的娓娓道来，汇集了他巨大智慧的700万字的《戴逸文集》就是可常陪伴身边的良师益友。
（作者系江苏省常熟市档案局馆原局馆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3月25日 总第4114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