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榜
明清档案又称“大内档案”，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被合誉为中国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中华文明几千年赓续不断，在明清档案中都可以找到影子。它是中华古典文献档案的集大成者，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元典”，兼具实用、文礼、艺术等方面的多元内涵。
明清档案既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机要，又是一种实用工具。中国自古讲究以文书治国，从商周朝开始，便已通过文书务实高效地“垂裳而治”。文书档案是一种专门的学术，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许多优良传统流传至今。例如，今天我们的公文提倡“一事一文”，就是祖先留下的矜式，不拖泥带水，明爽而高效。它还承载着几千年香火不断的民族文化与礼仪的血脉，并在内容及形制方面有礼制内涵，所谓“文以载道”“礼寓于器”。此外，从文物与文献角度来说，明清档案皆兼具文物、文献的历史与艺术的双重属性。一些珍贵档案的装裱、装具，如皇史宬金匮、玉牒龙柜等，本身皆有极高文化艺术价值。
我有幸“从一而终”地从事明清档案工作近40年，始因“赏”兴的动力，催发了对“鉴”艺的追求，继而又因“鉴”艺的提升，更拓展了“赏”兴的视野与热爱。二者互为因果，循环往复，积淀成习，相伴始终。尤其是在长期与明清档案“耳鬓厮磨”中，它们所独具的气味、触觉、轻重、色彩，甚至纤毫毕现的颗料即视感，都蕴含了对明清档案的某种特殊的认知与幽微的亲近。其内涵丰富、形制多元，从巴掌大小的皇帝朱笔御批，到铺开达190多平方米的乾隆《京城全图》，翰楮丝纶，万千气象，兼之卷帙浩繁，常使人生出穷极一生也无法阅尽的慨叹。每念及此，脑海中总会浮现一幅画卷：在深邃无垠的传统文典的星空下、瀚海中，个人渺若孤舟一叶、随波徜徉……
赏鉴的准备
明清档案的鉴赏准备分3个层面：敬畏修身、知行合一、勤以补拙。
敬畏之心是历史档案工作者最基本素养之一。古人赏鉴，常常会避开极端天气，并焚香沐浴，实为一份朴素的敬畏。面对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存，我们自应心存敬重并付诸行动。这种敬畏，在日常工作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责任与担当。例如，许多明清档案尤其舆图，常粘贴各种浮签注释，轻浅一点，很容易错落，因此在展卷时须小心翼翼，随时记录好各个浮签的位置，以便阅后能及时将脱落错位的浮签复位。
除了对档案的敬畏，“敬畏同事”也是职业操守的一种养成。在赏鉴中，应对同事保持足够的尊敬，听取不同的意见，从善如流。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尤其在鉴定组中，切忌搞“一言堂”或以势、以长压人。此外，对工作的制度规矩与程序也应有敬畏之心。所谓“行有行规”，切忌先入为主，擅自打乱固有的工作规矩与程序，这就是“敬畏规则”。
敬畏的涵化，是一种日常养成。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弟子们回忆，每当他们提问时，王国维都答以“弗晓得”“弗的确”“弗见得”，这绝非一种客气，而是一种虚怀若谷的修养，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赏鉴是一个集合众智、调整己见的过程，因此要常持平常心，不可儿戏斗气。当然，也不可一味地和稀泥、搞一团和气，尤其是鉴定结论上要有“底线”意识，勇于提出并坚持自己的意见。
知行合一乃是提升赏鉴水平的不二法门。明清档案的鉴赏要做足两个方面的功课：一是多读，二是多看。所读要博，除了读“档”，举凡《会典》《则例》乃至坊间笔记，皆需反复习读。不久前，有单位制作了一个关于清代进士传胪大典的视频，让我看一看。我看后对他们说，进士们的冠服有出入，据《清会典》等记载：传胪时，进士要戴三枝九叶冠、披忠孝带，而非常服顶戴。
除广泛阅读外，还应多出去走走看看，探幽访贤，增广见闻。例如，我曾见过明清时期各藩属国与中国朝廷间往来的诰敕及表奏文书，却未见过藩属国之间相互往来文书的“庐山真面目”。后来，我在日本见到了一件明朝时期朝鲜国王给琉球国王的国书，虽然用汉字，且格式与年号也均袭用明朝制式，但却并未钤盖明廷所颁的朝鲜国王封印，而是盖了朝鲜国王自刻的一枚“为政以德”的朱印。这让我了解了中华所属各宗藩国家之间行文的典制。
此外，善于请教前辈与同行也是增长知识的一个捷径。民国初年，故宫《文献丛刊》曾排印过《多尔衮摄政日记》，以前很多人引用，后来不知何故问津者渐稀。一次，与朱家溍先生聊天。他说曾问过该书的捐献者刘文兴先生。此书大致是刘的游世之作，史料多出自蒋氏《东华录》，并加入一些自己的见解编辑而成。一席闲聊便胜过读书数本。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自古勤能补拙。在鉴定上或许有人天赋异禀，但更多的是来自后天的实践积累与养成。20世纪30年代，北大姚从吾教授曾撰文谈到明清档案从业者应具备十几门学问，包括语言、印章、纹章学等。而在工作实践层面，则要手、眼、心“三勤”。只看二维的图录与屏幕图片远远不够，一定要“上手”，如同中医一样，对于档案实物进行望、闻、问、切的综合判定与体会。要随时总结、记录，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时长期机械重复的工作会使人陷入某种麻木、习焉不察的困境。赏鉴的精髓在于时刻保持好奇心，不断探索，坚持不懈。
赏鉴的要点
诰命
历史档案的赏鉴应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尤其要做到有的放矢、善于捕捉细节。除档案内容外，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版本是赏鉴的基础。比如，档案有稿本、有定本。清代各衙署行文，通常先由内部的下属司局代为草拟稿文，呈堂画稿审定后，再誊抄正本用印后向外发文。再如，档案都有一个从文书向文献的嬗变过程。一份上谕，从御笔朱谕，到内阁、军机处抄录的《丝纶簿》《上谕档》，再到官修《实录》《圣训》，不同时段均呈现不同的版本状态，利用者自当明察。
有时即使是同一种文献也存在着前后版本的比较问题。例如，我研究清入关前的官印，最初查阅乾隆版《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感叹当时官印体系已如此发达。后来，再读顺治版《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才发现二者区别非常大。
版式是赏鉴最为直观的依据。仅以清代奏折为例：“事折”的幅面通常为6开（或称“扣”）半，而“请安折”为5开，这是定制，坊间曾见有仿造“请安折”为6开半的，显然是不明制度；在材质上，寻常的“请安折”为绫面底版、内为黄粉笺纸表里。然而，遇到元旦、万寿、庆典或在彩服期内，“请安折”及封套均须用鹤顶条魁红纸为底。
除常识外，一些细节上的考证更吃功夫。比如清人上奏，“具衔”一般称“臣”，也有少数直称“奴才”的，这里面便颇有玄机。通常只有旗人才有资格称“奴才”，外放的汉军旗人则规定不准用。有人提出汉军出身的江南三织造却不在禁例，是因为他们是由内务府派出并占用了满洲员缺。雍正年间贵州布政使祖秉圭上过一件“请安折”，雍正特意御笔将其具衔处的“奴才”划掉，并朱批道：“书臣字得体”。这是因为祖虽然也出身于内务府镶黄旗汉军包衣，但其现职却是出自吏部的汉员官缺。清代制度之细微处，不可不察。
印章是文书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会典》规定：大清官印有宝、关防、印、图记、条记，分5级，而档案中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西逃西安一年间，所颁懿旨上都以一枚“凤沼恩波”为印。慈禧有满汉合璧的太后印，但依据清朝制度，这种太后封印只作为封官凭证，不能用于官文书。今天坊间还有伪造慈禧懿旨而盖太后官印的，显然与制度不符。再比如，关于印色的使用，清朝在京各衙署，凡入内宫的奏疏公文都必须盖朱砂红印，而各衙署间行文则多用紫色水印。一次出版图录，出版社以为图中印模的颜色出现了色差，将紫色调成了红色。我发现后，经过及时沟通，讲清缘由，才将印色又改回了紫色。至于国服期间则用蓝色，这是《会典》的规定，而现实中也有用墨色印的，却是《会典》不载的实际情况。
公文上的标画也是办文的重要程序标记，有着严格的制度。例如，同是告示，凡本衙门下行的，均于年月日落款下用朱笔画“行”。而下级官衙接上级者，则须画朱字“尊”，以示遵行。再如，清代公文“标朱”常使用“圈”“尖”“点”“直”“叉”5种符号，尤其在科举试卷的评判上最为普及，但殿试卷上却只能用前4种，因为殿试阶段实际上已没有淘汰，仅是进士的重新排名。清代殿试的读卷大臣（会试、乡试一般设阅卷大臣，由于殿试名义上是皇帝策士，故阅卷大臣改称读卷大臣）常设8人，虽为“转桌”同判，但一般都会唯首席大臣的标判马首是瞻。如果首席判了“圈”，即使后继判者的意见相左，也不能落差太大，顶多低一级判个“尖”，所谓“圈不见点”“尖不见直”，这是规矩。乾隆二十六年（1761）恩科，乾隆特赐刚在新疆立了大功的将军兆惠作读卷大臣，兆惠自承汉文不行，乾隆教他照着画圈即可。
书法也是赏鉴明清档案的一个客观依据。明清公文盛行馆阁体，一般有志士子都要苦练两种书法：一为“白折”，一为“大卷”。前者为奏疏文字，后者专为殿试、碑铭而备。虽通称“馆阁体”，但不同朝代书法却风格迥异。直到清初，明代《洪武正韵》式的“蚊脚细字”依然盛行。康熙时期，由于推崇董其昌，一时天下都练“香光体”。到乾隆时期，宫中又流行赵孟頫与欧阳询的字，于是天下公文书法皆取法“松雪体”与“率更体”。时至嘉庆，公文书法又单纯地以欧体为主，孰料进入道光时期，柳体大行其道，当时的南书房、清秘堂，被世人戏称为“深柳读书堂”“万柳堂”。
自咸丰以来，馆阁书法则不董不欧不柳了。清末，初唐楷书再度回潮。因此，我们看溥仪、溥杰等人的字，其间架、笔触尽出入于褚、虞之间了。
当然，也有历经明清两代变化不大的。比如诰轴上的字体，自明初“沈体”出现后一直到清末，历代相沿不替。虽然馆阁体广为世人诟病，但作为公文书法来说，也并非一无是处，由于千人一面形同复印，遇到紧急文书，由几个人分抄，然后接扣在一起，则完全如出一手，提高了效率。
明至清初，公文用字尚未十分森严，碑体、帖写字皆可入公文，甚至一些简体字、行楷字也偶有出现。清中期以来，文禁日严，碑体、帖写字皆不准用，但一些皇上御笔的别字则在例外。比如，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档案中，“员”字常写为“貟”，这是因为皇帝的御书中曾出现过，故被奉为圭臬。
除严格规定避讳用字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禁忌用字，比如“旨”字，因为其上部的“匕”意犯“金刀”，主凶不祥，故用于皇帝圣言的“旨”，上部的“匕”须改为“上”，形成“上”与“曰”的组合，恰好符合上言御旨之喻义。
清代公文用的材质可谓包罗万象。如，公文用纸就颇有门道。档案中记载了衙门公文用纸名目与用法。清代琉璃厂一带的南纸店专门承接折纸、榜纸的订制。另外，各地方大员也定期进贡地方名纸，比如著名的泾县榜纸（又称金线榜纸）等，专用于玉牒的制作。内务府则有朝鲜逐年进贡二三十万张高丽纸的记载，其纸分5等，最高级的用于御书，最低等的仅用于糊窗棂。
除纸张外，明清档案还包括了金属、竹木、丝帛、羊皮纸、菩提叶等一些特殊材质。例如，明清时期的诰命用五色丝帛，其制作皆由皇家织造专门织绣，而其质量与纹饰，历代都有所变化。
我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见过一种手写蜡版，形制与古代罗马的蜡版文书一样，可涂抹重复使用，侧面见证了东西方档案文书交流史。
清代文书除汉、满、蒙文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及世界各国文字。比如，康熙年间俄罗斯的国书、雍正年间葡萄牙国王给雍正的信以及晚清外务部所收的各国国书等。不同民族文字书法、笔墨用法也不尽相同，例如清代的满、蒙文档案，多用竹（木）硬笔书写，而非毛笔。
公文装具也是历史档案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御用的文书装具，包括夹板、函匣、帙袱、绳签、别子等皆十分考究，装潢精美，本身即是艺术品。如，宫中档案中的御制诗文册，不但诗文、插图、书法十分精美，其封面、函套亦均为内府精制，其版面上的宋锦纹案变幻多端，尤令人叹为观止。再如，世人尽知清代著名的“奏折匣”，而现实中又有“本匣”（或称“折匣”）、“奏匣”之细分，宫中最流行的是黄绫木板浅薄的“本匣”，这种匣不仅用于装奏折，也可盛递其它文书（比如题本等），清宫档案中谈到的御门听政中大臣“奉匣以奏”，用的多是这种匣。此外，另一种叫“奏匣”的名物，是指另一种体积更大的木胎外包皮革、带有专门锁钥的匣子。清制每遇督抚大员外放，皇帝会亲赐若干“奏匣”，作为礼遇。这种奏匣，如有损坏需奏报朝廷更换。雍正时期某广州驻防将军曾因奏匣破损而自制了一个，被发现后受到了处分。
清代还有一种叫“护书”的皮制公文夹，其内封通常附有帝后忌辰表，以便按时递送公文。另外，还有一些特制的公文装具，例如清廷诰敕的原装绘龙竹笥。一些传统的文书装具今天还在沿用。比如，有一种明清档案上称作“比目鱼袋”的文件装具，是指一种用布缝制的像褡裢一样多层多孔的文件袋。今天在一些单位的收发室还能见到，一般挂在墙上，将文件、信报等按照时间、人名依序插装在不同层袋中。
总之，明清档案的“赏”与“鉴”是一个终身不断学习探索的过程，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积淀与表述方式，这里只是泛泛浅谈，今后还须继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4月15日 总第4123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