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原名任培国，是“培植为国人才”之意，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留学期间改名任弼时。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被誉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在其46年短暂的生命历程和30年光辉的革命生涯中，4次旅居莫斯科，与苏俄结下了长达6年的不解之缘。
探索救国 赴苏俄留学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0年3月29日，长沙《大公报》用《劳农政府对我之善意》为题，全文刊载苏俄政府1919年7月发布的《苏俄对华友好宣言》。不久，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希图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同年夏，16岁的任弼时在中学毕业前的暑假没有返乡，而是和同班同学萧劲光相约一起寻找毕业后的出路。据萧劲光回忆，“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看到我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我忙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到俄国去’”。
原来，当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正在组织筹建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认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发动广大青年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探索救国之路，提倡赴俄勤工俭学。任弼时、萧劲光经人介绍积极加入其中。后经该会研究决定，推荐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去往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为赴苏俄留学作准备。任弼时等报到后，住在学社附近贝勒路（今黄陂路）的宿舍里，他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饭铺的包伙，费用则由学社提供。8月22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在学员中正式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弼时、萧劲光等多名学员被吸收为第一批团员。
1921年，任弼时赴苏俄前致父母的书信（部分）。
1921年5月中旬，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和安排，任弼时、萧劲光等首批学员启程赴苏俄留学。临行前，任弼时收到其父任裕道寄来的书信，劝他“谋事上海”，从长计议。“捧读之余，泪随之下”，尽管他非常体贴父母，理解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但自己决心已定。他在回信中写道：“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7月9日，任弼时历经2个月的艰险旅程，终于抵达莫斯科；8月初，入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东方大学是俄共（布）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中，并迅速练成了一口流利的俄语。
除学好东方大学所安排的课程外，任弼时还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支部的活动。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12月7日，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到东方大学看望留学生，并主持召开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任弼时等3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共旅莫支部以训练职业革命家为宗旨，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23年4月，任弼时出席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会上大家一起学习讨论了青年团与共产党的关系等报告内容。5月，召开中共旅莫支部临时大会，任弼时担任大会书记。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22日上午，任弼时得知消息后，立即绘制了一幅列宁遗像悬挂在东方大学中国班里以示悼念。25日凌晨，他与同学们一起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向列宁遗体告别。瞻仰列宁遗容后，他有幸作为东方民族代表荣誉守灵5分钟。5月，中共旅莫支部大会决定派任弼时、陈延年、郑超麟等6人回国工作。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在奉命回国前，他又特意去拜谒了列宁墓，发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7月23日，任弼时结束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和陈延年、郑超麟等作为第二批回国人员启程，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取道海参崴于8月抵达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莫斯科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他的鉴定为：“用功，思想有进步，但对于实际和政治问题还须特别注意。”
临危受命 赴莫斯科争取共产国际理解与支持
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年，任弼时主要从事青年团的工作，与青年共产国际的联系比较多。1926年10月到1927年4月，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再次赴苏参加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工作、生活了半年。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介绍了中国青年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的斗争业绩，赢得了国际友人的赞赏。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其中，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为此，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时任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立即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争取获得理解、信任和支持。
据《任弼时年谱》记载，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启程，4月抵达莫斯科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报告大纲共分五部分，主要内容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近况、群众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状况等。
5月17日，任弼时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对4月的书面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主要大意为：第一，中国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蒋介石和南京当局对持久抗战的方针是动摇的，提出“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指出“共产党必须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必须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合作就更有力量’”；第三，指出“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强调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第四，共产党在群众中具有雄厚的基础，“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其补充和说明生动、翔实，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在莫斯科，任弼时还到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作报告进行宣传，这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重要的作用。
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任弼时提交的书面报告，结合他的口头发言，商讨形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决议案表示赞同中共继续大力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坚持统一战线中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7月，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并重点强调：“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9月中旬，王稼祥回国后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在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论新阶段》为题的政治报告，经讨论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写道：“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这不仅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王稼祥回国后，任弼时正式接替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职，继续做好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纽带工作，直至1940年3月回国。
积劳成疾 赴苏疗养归国后坚持工作
1949年3月25日，任弼时随中共中央进入北平。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12日，他抱病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篇政治报告。这次会议之后，他因积劳成疾，健康每况愈下，中共中央决定让其放下所有的工作好好休养治疗。
10月29日，应中共中央要求，苏联政府派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内科主任瓦西林科和神经科主任康诺瓦诺夫专程来北京为任弼时检查病情，医生认为病得很严重，建议去苏联休养治疗。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就任弼时去莫斯科治疗征询对方意见。经斯大林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让任弼时赴苏联就医。
1949年11月23日，任弼时赴苏联疗养时的护照。 任弼时纪念馆藏
在准备去莫斯科前，任弼时主动提出两条原则：一是随行人员宜少。他说：“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带的人多了，就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二是添置服装力求节省。临行前，周恩来前来看望他，并送来了护照。一天晚上，毛泽东到景山东街任弼时的寓所探望，开始谈话没多久，保健 医生走进来给任弼时服药，毛泽东还以为是谈话时间超过了医生的规定，说：“我马上就谈完了，我就走。”
任弼时第四次去莫斯科是1949年11月末专程前往治病，经过9个昼夜的旅程，于12月上旬到达，虽然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但这次没有公务，一到就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开始访问苏联。21日，斯大林七十寿辰，任弼时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晚会。不久后，毛泽东到疗养院探望，任弼时报告了自己的身体情况。
1950年3月，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治疗于本月底完毕，前日会诊认为结果良好。但为巩固已得成绩，迅送我去黑海边休息四到六星期后回国。”他想念着祖国，想念着战友和亲属，盼望早日恢复工作。5月9日，任弼时结束了黑海疗养，回到莫斯科检查身体。28日，乘火车回到北京，很快就恢复了工作。由于朝鲜战事不断扩大，他顾不上遵守医生每日工作不超过4小时的规定，常常坚持工作到深夜，忠实践行着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毕生信念。10月25日晨，他的病情严重恶化，虽经医生全力抢救，但没有好转。27日，任弼时在北京逝世，时年46岁。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4月26日 总第4128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