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之间以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为契机，产生了面对面的文化交流。天文历算成为西洋传教士进入宫廷的重要阶梯，他们带来的新成果，满足了大清皇帝对天文的好奇。乾隆一朝，负责天文观测的钦天监一直由传教士掌管，其中就包括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刘松龄。
漂洋过海来中国
雍正五年（1727），耶稣会传教士哈勒施泰因（1703—1774）请求去中国传教，直到8年后才获准。他从意大利出发，途经葡萄牙、莫桑比克、印度等国，经过两年多漫长而艰辛的海上旅程，终于在乾隆三年（1738）到达中国。为了方便交往，这位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西洋人给自己起了一个动听而有内涵的中文名字“刘松龄”。
当时，担任钦天监监正的德国传教士戴进贤向乾隆帝介绍了从国外乘船而来的“能知天文历法”的刘松龄、鲍友管，“能知律吕之学”的魏继晋、“画喜容人物”的王之臣和“能于钟表”的杨自新，并建议将五人“交与广东督抚，令其派人伴送进京”。得到乾隆帝应允后，刘松龄于乾隆四年（1739）来到北京。
乾隆十一年（1746），为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病故著监副刘松龄升补事上谕。
由于刘松龄熟谙天文历算，乾隆帝便命他在钦天监中供职，协助戴进贤料理天文事务，乾隆八年（1743），补授钦天监监副。乾隆十一年（1746），戴进贤病故，朝廷谕令：“员缺著刘松龄升补。”因此，他成为清朝钦天监的第九位西洋人监正。
钦天监供职时间最长的传教士
钦天监，是清代中央观测天象及编制时历的机构，最高长官为监正。刘松龄主持钦天监事务长达28年，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病故，成为在钦天监供职时间最长的西洋人。清宫档案记录了他在钦天监的履职情况。
一是观天象以辨气候。观测天象是钦天监最主要的职责，刘松龄任职期间每每遇到重要天象，会及时呈报观测结果，并据此判断当年的气候，以指导农耕。乾隆三十二年（1767），他根据测得打雷的时辰、次数、声响，结合占书，得出“雷初发，声和缓，其岁善”的判断；乾隆三十五年（1770），根据观测的春分时节风向，推测“春分之日风从巽来，有虫，四月多暴寒”；乾隆三十六年（1771），根据月食的时刻及方位，推测“甲日月食，年多雨，禾麦伤”，但又提到“三日内有雨则解”。
二是修历书以资考测。康熙时，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了6座天文观测仪器置于观象台，并纂成《灵台仪象志》一书，阐释仪器所用之法。由于时间久远，该书与实际情况已有不符，如书中所载“黄道赤道相距二十三度三十二分，今测得相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且二十八宿诸星也多有不同。因此，刘松龄进入钦天监后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修订南怀仁的《灵台仪象志》。乾隆十七年（1752），全书修订告成，并附有3083颗星的星表。乾隆帝认为，该书可“步天定时之道，益为精密”，将其命名为《仪象考成》。由于书中所述包括了中国和西方两方面观测的成果，较为准确，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刊印后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
三是造仪器以昭新规。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到观象台参观测天仪器，发现其中旧的仪器已不再适用，遂命制造新的仪器。刘松龄按照戴进贤生前的设计要求，制作了五分之一大小的模型进呈乾隆帝，这座模型至今还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根据乾隆帝的修改意见，最终整个仪器全部采用中式做法，于乾隆十九年（1754）完成，安装在观象台上。仪器完成后，乾隆帝以“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将其定名为“玑衡抚辰仪”。这件大型铜铸天文仪器的造型和花纹都极为考究、精细，其图样被收入《皇朝礼器图式》中。玑衡抚辰仪的制成，标志着中西科学的结合与应用又有了新的进步。除此之外，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帝命“新测恒星并增星图象，着照乾清宫陈设的天球式样制造二份”；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谕命内务府，按照圆明园淳化轩陈设的天球仪和地球仪的尺寸再造两件，这些都要求由刘松龄“详慎办理”。
四是测地貌以绘舆图。刘松龄擅长地理舆图之学。乾隆十四年（1749），总管太监王常贵向乾隆帝呈交新画纸木兰图一幅、旧画绢木兰图一幅。木兰图，是皇帝在热河的狩猎场所地图，其范围包括今长城古北口以北、内蒙古东南部及辽宁西南部。因新旧两图地名差别较大，乾隆帝命郎世宁、刘松龄、傅作霖三人共同修正，“照旧图上山式，另画木兰图一幅”。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四年（1759），乾隆帝两次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结束了西北地区长久的混乱局面。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乾隆帝命绘制准噶尔部和回部地图，要求刘松龄等详加勘定，并制作相应的地球仪和天球仪。乾隆二十五年（1760），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进呈一幅《坤舆全图》，经庄亲王允禄认看，觉得其中有山水形势与宫中所绘地图“微有不合”，对此，也是第一时间向刘松龄询问缘由。
乾隆二十五年（1760），庄亲王允禄等为请将蒋友仁所进《坤舆全图》量加修饰事奏折（部分）。
乾隆朝西洋事务顾问
刘松龄作为乾隆帝十分赏识的西洋人，经常协调处理清廷的外交事务。乾隆十七年（1752），他向乾隆帝转达了葡萄牙国王派使臣巴哲格访华的意向。乾隆帝十分重视，在北京做好了一应准备，特派他去澳门迎接，并护送进京。巴哲格在中国待了一年多，回国时，仍由刘松龄送至澳门。刘松龄圆满完成了外交使命，乾隆帝十分满意，下谕“此次西洋贡使来京，刘松龄前往接引，沿途办理一切，甚属黾勉，著加恩赏给三品职衔食俸”，除此之外，又加赏白银2000两。
对于有一技之长的西洋人，刘松龄也极力举荐。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他引荐精通天文的西洋人安国宁、索德超由澳门进京。乾隆二十六年（1761），有意大利人安德义素习绘画兼律吕，李衡良善于修理自鸣钟兼医治内科，均经他奏请进京。
由于刘松龄对西洋文化比较了解，乾隆帝时常让他辨认一些西洋器物。如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出各式千里眼大小一百七十一件”，这些“千里眼”即现在的望远镜。十九日，乾隆帝命司库白世秀交由刘松龄认看，“得上等七件，头等二十四件，并二等、三等应收拾的共一百四十件”。分出等级后，乾隆帝又命将“上等、头等三十一件持出，挑选大的一件配架，再选四件，交傅恒带往军营去用”，其余送进内廷。再如，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务府收到铜制显微镜一件，不知为何物。经刘松龄认看，告知“系看微小之物用”，并呈进皇帝使用。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太监胡世杰交出西洋钱7个，经刘松龄辨认，“正面女国王像，边上字国王名额哥德哩喏，系俄罗斯国王，背面雀二个，系本国之号，边上字一千七百六十二，系造钱年份，余字系俄罗斯钱。其余除年份不同，俱是一样”。这些西洋钱最后送到养心殿收存。
刘松龄在钦天监的履职生涯勤敏敬业，得到了乾隆帝的特殊信任。乾隆三十八年（1773），已经70岁的刘松龄精神渐消而步履艰难，奏请休致。乾隆帝希望他继续留在钦天监的同时，给予了极大的关照，传谕：“刘松龄不必乞休，听其酌量精力行走。若自度步履稍艰，即不随班，亦从其便。”一年后，刘松龄病逝于北京。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隆安奏请，“今病故之三品衔监正刘松龄、西洋人蒋友仁，臣酌拟赏刘松龄银二百两、蒋友仁银一百两”，得到应允，并由军机处传命广储司银库赏给此项安葬费。刘松龄最终长眠于北京马尾沟教堂公墓。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4月26日 总第4128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