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中国最杰出的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曾为《铁道游击队》《红日》《庐山恋》《城南旧事》《焦裕禄》《雷雨》《寒夜》《子夜》等60多部经典电影作曲，其创作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叙事诗《白求恩》等一批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杰作，奠定了他在中国音乐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2017年12月，吕其明以《红旗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获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综合类最佳创作奖。 2018年秋天一个和煦的午后，笔者如约走进吕其明先生的家。当时已88岁高龄的老人主动迎出来，笑容满面，看上去阳光又帅气。屋里安静，但我的脑海中却萦绕着那些飞动的旋律——“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谁不说俺家乡好……”
1949年，吕其明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小提琴演奏员。每当演奏别人的曲子时，他都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作曲。军人出身的吕其明，有着战胜一切的意志，他从那时开始暗暗用功，除工作之外，几乎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钻研音乐理论和中外音乐作品上，同时，他四处拜师学艺。1955年，他为影片《水乡的春天》创作配乐。随后，他为故事片《铁道游击队》创作的主题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随着电影的上映一炮而红，这首歌也成为吕其明的代表作品之一。
浓浓的东北情结，半个世纪未变
谈到东北，吕其明兴致高昂，他说：“我对东北有着深厚的感情。”
1953年，吕其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组工作。那年，上级决定拍一部名为《鞍钢在建设中》的片子，主要介绍无缝钢管（用于国防建设，之前中国不能生产，制造枪炮只能依赖进口）的研制与生产。23岁的吕其明负责为这部片子作曲。为此，他多次去鞍钢体验生活，并在著名劳动模范孟泰家里住了两个多月。12月26日，吕其明观看了鞍钢无缝钢管厂竣工典礼的盛况，现场强烈的气氛感染着他，回到北京后，吕其明边学边写，终于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
10多年后，早已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吕其明，接到上级领导决定投拍的纪录片《大庆战歌》的配乐任务，他又一次踏上东北的土地，来到冰天雪地的大庆。吕其明与石油工人们同吃同住，深入王进喜所在的1205钻井队，冒着零下37.8摄氏度的严寒体验生活。
没想到，吕其明的作品没有写完，“文革”就开始了。在造反派的严密监视下，他坚持完成了创作。作品完成的第二天，吕其明就被关进“牛棚”，这一关就是30个月。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吕其明经常想起大庆的石油英雄，从他们的精神中获取力量。最终，他坚强而乐观地挺了过来。
铁道游击队员，为什么要弹土琵琶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一首歌诞生半个多世纪仍在广为传唱，它的魅力到底来自哪里呢？
1955年，吕其明被点名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看了剧本之后，他从作曲角度提出，在《铁道游击队》里游击队员们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但革命浪漫主义的内容却比较少，应该加大这个部分。于是，吕其明对导演赵明说：“这部电影从头至尾战斗很激烈，节奏也快，我建议安排一首插曲，舒缓一下节奏。”接着，他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理由。赵明听了，说：“好，老吕，就按你的意思写。”
导演同意了，配乐那边却传来不同的意见。有人提议写成雄壮的进行曲；有人提议写成抒情曲；还有人提议像苏联影片那样，拉着手风琴，展现浪漫情怀……一向温和的吕其明严肃地说：“我在新四军的时候，见过好多支游击队，他们的队员身穿便衣，头扎白毛巾，手里拿着大刀，最多是拿一支套筒枪，扎着子弹袋，所以，我们绝不能把那种洋腔洋调强加在这些人身上。依我看，要让他们弹土琵琶，那唱起来才是合情合理的。”大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一致通过让铁道游击队员“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往昔的战争生活给了吕其明创作的灵感，他觉得应该写成一首近似山东民歌的东西，把抒情和战斗的情绪结合在一起。吕其明没有急着动笔，而是深入山东革命老区，对当地的民歌和戏曲进行细致研究，学习那种旋律，同时充分感受老区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气质。
在具体创作中，吕其明没有在现成的民歌基础上改编，而是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民间音乐的理解重新进行创作。整体思路成熟后，他只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歌。歌的起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抒情而平静；到了中段“爬上飞快的火车”时，音乐突然加快变得激昂，用进行曲的旋律表现出游击队员们英勇杀敌的战斗精神；第三段又回到歌谣体，与开头4句相呼应，表现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人民的胜利就要到来”的坚强信念。最终，展现在世人眼前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虽然采用了地道的山东风格，但又找不到任何一首民间音乐曲调作原型，完全是“吕氏风格”。
传奇的革命经历，让他含泪谱出《红旗颂》
吕其明曾是一名红小鬼。1940年，年仅10岁的他和姐姐一起随父亲吕惠生参加了新四军，走上抗日道路。吕其明先后在部队的抗敌剧团、文工团任团员。一年后，吕惠生将一把小巧精致的德国手枪送给儿子，鼓励他英勇斗争。1942年春夏之交，音乐家贺绿汀从上海来到新四军驻地，开展音乐指导工作。有一天晚上，贺绿汀在树下练习小提琴，发现不远处坐着一个孩子，正全神贯注地聆听他拉贝多芬的《G大调小步舞曲》。听着听着，孩子不禁轻声赞叹：“太美妙啦！”贺绿汀听到，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多大了？”孩子回答：“我叫吕其明，12岁。”贺绿汀笑了，说：“让你父亲想办法为你买一把小提琴吧，你现在正是学琴的好时候。”
1945年，15岁的吕其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年，吕惠生因叛徒出卖牺牲，临刑前他慷慨赋诗一首：“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这段悲壮而痛心的记忆，给吕其明的音乐艺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65年，已经担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的吕其明，接到了上海音乐协会交付的一个新任务，那就是为第六届“上海之春”赶写一部名为《红旗颂》的作品。
吕其明拿到这个“命题作文”，觉得肩头沉甸甸的。他在红旗下长大，以往战斗和生活的经历让他对红旗充满感情。在构思的过程中，吕其明多次热泪盈眶，他想起了当年牺牲的父亲和战友们，想起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这红旗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
吕其明决定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历史背景，歌颂红旗、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当英雄的面孔一一浮现在吕其明的脑海，他深情地抚摸琴键，一串串热泪滴到键盘上，一个个音符飞动起来……7天后，《红旗颂》创作完成。吕其明先用嘹亮的小号奏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素材的号角音调及主题音乐；然后用双簧管奏出的深情旋律，象征着战火中人们心潮澎湃地仰望红旗；中间的颂歌主题，他处理成铿锵有力的进行曲，代表红旗下中国人民雄壮的步伐；接着强化主题，表现亿万人民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尾声的号角，雄伟嘹亮，高歌最伟大的希望。试演的时候，贺绿汀给予了高度评价。
1965年5月，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举行。当晚，《红旗颂》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
上海滩沸腾了。听众刘一闻给吕其明写信说：“我是尊作的忠实听众……我带着全家一同来听《红旗颂》……我几乎是含着热泪听完的。”吕其明老战友的孩子从美国写来信，说：“吕叔叔，我回美国后几乎每天都听《红旗颂》，我会永远记得你们那一代人的精神，我永远是中国人。”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曲红色经典成为我国音乐舞台上演奏率最高、广播电视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几乎在每次国庆阅兵都会被演奏，同时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建国大业》的背景音乐之一。
作品风格多样，究竟有何秘诀
吕其明一生的艺术成就辉煌灿烂，作品风格之多样令人赞叹，《红旗颂》大气磅礴，令人热血沸腾；《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曲调婉转，富有生活气息的同时又不乏浪漫主义的英雄豪情。他的作品，豪放可以达到高峰，优美也可以发展到极致。改革开放以前，吕其明的音乐创作主要关注革命战争题材。改革开放以后，他尝试了题材、形式和风格等多个方面的创新，在创作上开始大规模地转向优美的艺术风格。
其实，吕其明早有这方面的根基。1963年上映的电影《红日》的主题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就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歌。之后，吕其明还为《庐山恋》《子夜》《雷雨》等一大批影片创作了优美的音乐作品。其中《庐山恋》的主题歌《飞向远方的故乡》，因为基调明快、抒情雅致、富有青春活力，给人以山水画的感觉，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阳光明媚的时代特征，展现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理想和精神风貌。1982年，吕其明为电影《城南旧事》作曲，也是他形成并发展优美艺术风格的一个重大转机。创作中，他紧紧把握住影片“淡淡哀愁、沉沉相思”的艺术基调，在总体构思时，营造了真实、朴素、清淡、自然的意境，在结构上力图严谨，素材使用强调集中、精炼。在细节处理上，吕其明精心雕琢，从他笔下流淌出来的曲子安静委婉，丰富的变奏体现了诗意般的伤感。作品问世后，深深地打动了听众。最终，吕其明凭借这首配乐获得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那么，吕其明创作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那就是向人民学习，向优秀民间音乐学习。
1940年，吕其明在文工团工作以后，长期跟随部队去农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深入老百姓中间，学唱当地的民歌，搜集民歌和地方戏曲元素。这是很重要的基本功。比如，为写好《庐山恋》的主题歌，吕其明专程去了江西，除了饱览了庐山的美丽风光和名胜古迹之外，还搜集了大量当地的民歌和民间音乐资料，后来《庐山恋》主题歌的引子就是采用赣州地区的“进坑调”。
大量的采风在吕其明脑子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音乐库”，为他提供一个个创作元素。平时接到创作任务后，他就去“音乐库”里寻找材料，从各地的民间音乐中吸取养分，再把这些元素用自己的音乐语言表达出来。因此，无论是《红旗颂》豪放的曲调，还是《庐山恋》优美的配乐，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但又并非当地民歌曲调的简单移植。
吕其明说：“脑子里的宝库越丰富，对创作越有帮助，扎根于民族的土壤，作品才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才能得到人民的喜爱。我始终认为要为人民而创作，也一直这样坚持，我为人民创作的力量，就是来自于人民，这些最终都在我的作品中体现出来。”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5月10日 总第3371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