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8日，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国家档案局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档案事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日前，记者专门拜访了几位经历过国家档案局初创时期的老前辈，请他们畅谈往事。
1959年6月1日至10日，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地档案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代表。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全体代表。受访人韩玉梅供图
国家档案局办公地点的搬迁
记者先到鱼湧江韩玉梅夫妇家中拜访，没想到，鱼老早早地就在楼门口等候并热情邀请记者进门。韩玉梅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她告诉记者，她于1955年8月从人大档案专修科调到国家档案局做迎接苏联顾问的准备工作，一直工作了六七年。
韩玉梅
韩玉梅说，如今亲身经历过国家档案局几次变换办公地址的人也不多了，一些文章也没有完整记录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她一直想找个机会，以《国家档案局搬迁记》为题，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国家档案局成立最初，筹建工作人员只有从国务院秘书厅调来的王明哲和胡明诚二人，1954年12月又从陕西调来邹步英、荷文等4人。因为人少，国家档案局办公地点就设在中南海北区周恩来总理办公和居住的西花厅南院——国务院秘书厅大院内的三四间平房里，这是第一个办公地点。1955年2月，国务院任命张中为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国家档案局的人员也随之增加。随着筹建工作的全面开展，几间平房已不能满足工作的运转需求，于是办公地点搬迁到中南海紫光阁北侧的一座“工”字楼的三层，办公条件有所改善，这是国家档案局第二个办公地点。1955年8月，韩玉梅调到国家档案局工作时就在这里办公。1956年夏，国家档案局接到通知，帮助筹建中央档案馆的苏联顾问10月5日来华赴任。为了方便工作，国家档案局搬迁到府右街西皇城根22号院内的一座三层“人”字楼内。第三次搬迁，国家档案局的办公条件从一层楼变成一座楼，环境大大改善。第四次搬迁是在1958年年底，由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部分职能并入国家档案局，以及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的办公和居住地都在丰盛胡同，因此，国家档案局就搬到了丰盛胡同一座四层“井”字大楼，拥有了更加优越的办公条件。直到2017年年底，国家档案局第五次搬迁至阜成门外大街。
195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以下简称“档案专修班”）开班，为国家档案局的成立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既有档案工作实践经验又懂档案专业知识的干部。档案专修班聘请苏联档案学教授谢列兹聂夫授课。1954年，中央领导就组建国家档案局的问题会见了谢列兹聂夫，曾三、吴庆桐、吴宝康参加会见，韩玉梅任翻译。1954年12月1日至8日，中央办公厅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韩玉梅和档案专修科（原档案专修班）的大部分党员教职工，由档案专修科主任吴宝康带队，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1955年8月，韩玉梅调到国家档案局任苏联顾问翻译。
采访中，记者看到韩玉梅手里拿着一张用废弃的药盒制作的卡片，背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她告诉记者，把用过的药盒反过来，像卡片一样既好分类又不浪费，她和鱼老都用这个作记录。老一辈人的勤俭节约让记者对他们肃然起敬。说起对档案工作的认识和感悟，韩玉梅说，档案工作无小事，希望年轻人在新时代发挥正能量，全心全意把工作做好，为党的各项事业服务。
档案工作规章制度的建立
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鱼湧江参与起草了这份《条例》。
1954年，鱼湧江被西北局派送到档案专修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要负责研究制定档案工作和文书处理工作的条例、办法和法规制度。
鱼湧江
国家档案局成立初期，我国的档案工作各项新的规章制度都处于初创和草拟阶段。鱼湧江参与起草了多个条例、办法等。提起《条例》的起草过程，鱼湧江记得很清楚。他说，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党政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条例，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的，是中央领导亲自批示的，也是他刚接触档案工作后党交给的第一项任务。“当时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就让秘书局档案业务处研究制定规章制度。为此，我跑了好多家中央机关调研，了解这些单位的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是怎么做的，并一个人到天津市委办公厅市属机关蹲点调研了3个月。”
随着国家党政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原属于国务院机构的国家档案局归口中央办公厅，原先在中办秘书局从事档案业务指导工作的部分人员随着机构调整归并到国家档案局，鱼湧江就在这时来到国家档案局继续从事档案业务指导和研究工作。每天除了积极努力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外，他绝大多数时间用于外出到各省区市进行业务调研，或者在一个地方长期蹲点实践。为了完成党交办的任务，他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从不讲条件。
1954年至1969年，鱼湧江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国家档案局从事了15年档案业务工作。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调到中央信访办工作。1985年，鱼湧江重新回到国家档案局，直到1992年离休。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档案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鱼湧江说，档案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档案工作姓党，为党服务，为党管档。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要全心全意做好服务工作，任何时候、任何工作地点都要忘我工作，主动作为，埋头苦干，一辈子跟党走，一辈子听党的话，党让干啥咱就干啥，让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档案理论建设
1959年，王景高从人大历史档案系毕业后来到了国家档案局。回忆过往，王景高说，他最早接触档案是1954年。那一年，他在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聆听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讲话。“我听后很感动，写了体会，觉得搞档案工作很光荣，决定一生为档案事业贡献力量。”1956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务院制定和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档案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划定了国家全部档案的范围，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档案是国家的历史财富的科学概念。王景高说：“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我在《决定》发布的24周年、30周年以及40周年时都写了纪念文章。”
王景高
王景高编辑过多部书籍，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当时成立了《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编辑委员会，它是《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一卷，这本书的结束语是我写的。编辑过程中收集资料比较难，我做统稿工作挺费劲的，也查了一些档案资料。”王景高说，国家档案局自成立起，始终注意理论建设，坚持用档案理论指导档案工作实践。国家档案局首任局长曾三同志曾经说过，档案工作是要有理论的，也是有理论的。王景高在国家档案局工作期间，写了很多档案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为新中国档案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每一篇发表的文章，王景高都认真记录在一张卡片上，标注发表日期、标题等。档案理论、专业史话、专业评论等共计76篇。一篇篇保存完整的或手写或复印的文章，一本本由王景高收集材料编辑而成的书籍，一次次认真地查找相关资料为记者提供采访素材……彰显了一位档案老前辈的执着担当。
采访结束，王景高指着他写的《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结束语里的一句话，对记者说：“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这是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的话，我很欣赏这句话，档案工作埋头苦干，做无名英雄，不图名、不图利，为了事业埋头苦干，这句话很适合档案工作的性质。”
档案学研究室的那些事儿
吴以文是1952年档案专修班第一期学员。她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我得知开办档案高等教育是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的，教师苏联专家谢列兹聂夫是周恩来总理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亲自聘请的，我备受鼓舞！”学员是全国各大区、各省（市）、各中央机关派来的，原则上毕业后回原单位。结业时，曾三对我们说，“你们是档案工作的种子”，让我们把学习的知识传播到本地区的党政机关各部门。对此，吴以文深感责任重大。1955年，吴以文被调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三处（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工作，1959年调入国家档案局。
吴以文
1958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决定在历史档案系内设立档案学研究所，吴以文于1959年2月被调到档案学研究所。但是，由于研究所的编制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当时系主任吴宝康很着急，便向国家档案局领导曾三、张中同志寻求帮助，国家档案局立即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写了报告，得到了习仲勋同志的大力支持，1959年7月2日，由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成立档案学研究室，编制为15人。于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学研究所就变成了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研究室。档案学研究室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内，系主任吴宝康兼任档案学研究室主任。先后调来5位历史档案系的本科毕业生、2位研究档案工作的老专家，还调来一位老干部杜襟南协助吴宝康主任进行领导工作。
曾三局长对研究室的工作很重视，很关心。研究室成立后，经常派人参加局里召开的各种业务会，先后编写了《建国十年来档案工作大事记》（油印），编著了《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讲话》。此外，与历史档案系老师共同编写《档案学基础》《档案工作译文选集》等，翻译出版了《苏联档案工作新阶段》。
吴以文在档案学研究室工作期间，曾分管科技档案方面的研究工作。1959年，吴以文参加了国家档案局在大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技档案工作会议。1961年7月，国家机关要精简机构，国家档案局便决定撤销研究室。研究室撤销后，吴以文被分配到国家档案局科技档案业务指导处工作了5年多。“现在，原来研究室的老领导、老专家和有些同事已经不在了，有些同志已调到外地或从事其他工作了，知道研究室情况的人越来越少了，甚至连这个机构都已经被遗忘了。”吴以文话语中对研究室充满了留恋，同时也有理解和释怀。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转瞬间，65年过去了，见证国家档案局成立并发展的老领导、老前辈们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言语，但他们献身兰台、坚守兰台的执着，让人为之动容，他们敬业奉献、无怨无悔，为新中国档案事业所作出的努力，将永远铭记在新中国档案事业史上。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1月18日 总第3451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