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我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真武镇，随后的20年中，历经水旱灾荒、日寇侵华、父亲失业、颠沛流离，间断读过私塾、小学、中学，读到高三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当过100天的地下交通员，当过40多年的教师，做了20多年的榫卯手艺人。
当中共地下交通员
1948年，“蒋家王朝”在崩溃前夕，疯狂搜捕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将在对敌斗争中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迅速撤退到解放区。这就迫切需要建立去解放区的交通线，寻找能够承担撤退工作的交通员。
此刻，党组织发现了正在南京市立二中读书的我，认为我能够承担撤退工作。高三同班同学、中共地下党员马新农主动和我接触、交谈。1948年12月18日，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通知我去莫愁路金陵神学院门前执行任务，并告诉我接头暗号。随后，我来到神学院门前，在阅报栏前看报，手背在后面，拿一份《救国日报》，外面包裹着一张“壹元金圆券（国统区纸币）”。不一会儿，有人上前问路，暗号符合后，问路人向南京五台山走去，我跟在其后逐步接近。
前来接头的陌生人是沈庆林（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任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当时，他跟我讲了两件事：一是通知我已“获批准从1948年12月18日起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二是让我探寻一条从南京到苏北解放区的路线。
12月21日，我从南京出发，第二天到了解放区江都，找了真武镇镇长，了解当时苏北的敌我形势、水陆交通和有关封锁线的情况。24日，我回到南京向沈庆林汇报。随后，他让我去接中共地下党南京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胡立峰。见面后，胡立峰布置给我第一批撤退任务，即护送2名中共地下党员，并让我到解放区以后找江都县委书记。按照指示，我找到了县委书记。书记亲自领我们去交通站，把我们介绍给站长朱理和副站长严文伯。
交通站是为接收南京、上海、杭州撤退下来的中共地下党员而设立的一个秘密中转机构，在江都境内，靠近封锁线。此后，由我护送到苏北解放区的每一批中共地下党员，都要首先送到交通站，然后转送到华中党校。交通站的领导对每一次撤退和通过封锁线的状况都要亲自过问。
这次来到交通站，让我进一步明白，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极其机密、计划安排十分周密的工作，需要斗智斗勇，在任何环节出现疏漏都可能引发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问题。我感谢党对我的信任。每次到了交通站，就像回到了家，感到无比温暖、轻松、自豪，让我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入党初心。
第一批撤退任务完成后，后续几批也都比较安全、顺利，但十分惊险。第四批撤退时，正是百万雄师过大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步步推进，敌军节节败退，封锁线变得模糊，计划要随时调整。原准备到扬州后向东，这条路线可能变得不安全了，必须变为从扬州向西，通过聂家坝，绕道至邵伯镇，再到达目的地。可是，我对这条路不熟悉，加上途中还要住一晚，安全、保密等方面都没有保障。这时，我想到了一位值得信赖的人——我的堂兄冯传璋，他在聂家坝居住过。经请示副站长严文伯，他同意请冯传璋协助，并说“这是好主意”。
这次，我带着4名撤退党员到达扬州，与冯传璋见了面。按照原计划，我们在扬州城内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冯传璋带我们出了扬州，直奔聂家坝，并安排了住处。第三天天未亮，我们从聂家坝出发，绕道百余里，有人脚上起了泡，大家便互相搀扶着前行。傍晚时分，我们终于走到了邵伯湖边，雇了船，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
2010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当年《南京党史》第六期上，在“导读”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当年在南京市立二中读高中的本文作者冯乐耘，年仅20岁，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危急关头，他接受了建立地下交通线、护送南京地下党员撤退到苏北解放区的任务。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他先后7次往返封锁线，转移了4批共13位中共地下党员，保存了革命力量。”
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2年，我有幸被中共中央西南局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学习，后转到研究生班，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主任吴宝康参考苏联专家的建议，决定建立《档案保管技术学》（后改为《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新课，希望由我来承担这门新课的建设任务，我愉快地接受了安排。从此，我和档案保护技术结了缘。
40多年来，除了与教研室的教师们共同创建了《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我还主编过3本书，编导一部《档案害虫防治》科教片，发表过20多篇文章，解决了建课中的一些问题。在这里，有一个历史事实我们要明白：中国档案保护学课程建设是从学苏联开始的。同时，我们更要明白的是：我国的档案孕育产生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档案的形成、保护的环境与国外有所不同，中国档案保护技术应当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建课初期，我们下了大力气进行调查研究，力求课程内容“中国化”。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
例一：我国档案的制成材料与国外的有所不同。我国古代和近现代档案，大部分用手工纸、块墨、印泥等材料制作书写而成。近现代档案虽然用了外来的书写材料，如墨水、复写纸、圆珠笔等，但早期与晚期的配方和质量也有差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徽等地，调查了十几个档案制成材料的生产和研究部门，带着纸张老化、褪色的档案，与各厂家工程技术人员共同研究纸张老化、褪色原因。通过调查研究，我们不仅填补了课程的内容，还促进了厂家对产品的变革。例如：上海民生墨水厂生产出了“档案墨水”，在配方中，减少了容易褪色的有机染料，增加了比较耐久的铁的含量；上海圆珠笔厂生产出了新的圆珠笔油墨，耐光性从原来一二级提高到四五级。
例二：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们与国家档案局、中科院昆虫研究所共同组成档案虫害调查组。经过调查发现，在湖南、广东的196个单位中，有52个单位发生虫害；在四川的53个单位中，被虫蛀的档案有13万卷。在调查中，捕捉到危害档案的害虫共10种，其中，对档案危害最厉害的一种虫，经昆虫学家赵养昌鉴定，定名为“档案窃蠹”。从此，我们不只是讲“洋”虫了。
例三：传统书画、档案的修裱技术是相通的。为掌握这门技艺，我们几乎跑遍了知名的有关单位修裱室，同时还走进了苏州、杭州、上海的几家裱画店。这些调查研究充实了课程和实验的内容。
1985年10月，吴宝康在推荐信中说：“冯乐耘同志是《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的创建人之一，又是这门档案学分支学科的带头人。”吴宝康对比了我在《档案保管技术学》和《档案保护技术学》中所写的绪论后认为，“后一本书的绪论是一篇具有科学水平的好文章”“从这两篇绪论中可以看出，这门档案学分支学科的内容已较前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他多年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总结，是有独创性的”。
做榫卯手艺人
1994年，我离休后拣起了小时候的爱好。我读小学时，在劳作课老师的指导下，做出了一个榫卯玩具——“竹狮子”，老师对此十分赞赏，并将其送到扬州市展出，此事对我鼓励很大。可惜，后来那个“竹狮子”丢失了。2000年，我通过回忆又重新做了一个“竹狮子”。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20年来，我总共做出70多件作品，包括3个系列，分别是雄狮系列、水牛系列和生肖系列，现在还在继续。
2011年，我的项目《鲁班暗榫动物造型》被列入北京市昌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我的作品“暗榫雄狮”在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会上获得了北京传统手工艺作品设计大赛“传承奖”特别奖。中国传统手工艺研究会顾问、前会长华觉明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这的确是你的创造，比先前有所发展……特点是创造性地采用了暗榫结构和具有现代审美倾向的艺术造型，在传承中创新，使这一古老的传统工艺焕发生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面。”
入党70多年来，我的体会是：在对敌斗争中，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一定情况下不仅要有勇，而且要有谋，考虑问题要周密，不留漏洞。我在当中共地下交通员时，每次应该走什么路线，通过哪一段封锁线，如何应变，如何与敌人岗哨周旋、对话等，都要反复研究、周密思考，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完成任务是第一位的。
在和平时期，我认为，仍然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遇到名利时，要让，而不是争；遇到困难或危机时，要上，而不是躲。这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做的，我们要做对人民、对国家、对党有利的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天，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来之不易，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其中有无数人民英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我们要捍卫无数人民英雄用奋斗和牺牲取得的成果。我们要集中全力应对当前国内外的许多矛盾和挑战。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目前，我正在与徒弟们和有关单位人员筹划“醒狮，站起来了”“万马奔腾”等主题作品，准备参加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相关展览，作为我们对党的生日的献礼。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4月12日 总第3664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