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持续地通过社交媒体举行相关的公众活动，以纪念当前发生的严峻危机。2020年4月，英格兰历史建筑暨遗迹委员会（Historic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Commission for England）启动“封锁时期的影像”（Picturing Lockdown）项目，旨在帮助人们留存这一时期的真实记忆。它邀请公众通过标签“#PicturingLockdown”在官方网站或社交媒体上记录一周内的个人经历和体验。最终形成的影像图集（the Picturing Lockdown collection）由英格兰历史档案馆（Historic England Archive）策展人团队挑选产生。图集共收录200张照片，其中100张为策展人团队从英国各地民众公开提交的作品中挑选而出，50张为当地艺术家创作的摄影作品，还有50张是专业摄影师拍摄的照片。
在网站和社交媒体生成的数字档案中，我们看到危机、社交媒体和当下纪念活动三者间的交汇，看到这三者在机构、时间和空间3个不同领域产生的内在张力。本文以英国新冠肺炎疫情记忆存档实践为例，力图展现记忆、危机与社交媒体的复杂关系图景。
机构领域（the institutional sphere）
英格兰历史建筑暨遗迹委员会通过众包模式，将普通公众转变为潜在的现场代理人，使他们通过影像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进行持续记录，由此创建了一份“公共档案”（public archive）。也就是说，公共机构通过招募个人进行记忆实践，创建了一个集体记忆集合。这个公共记忆集合由个人的独特材料构成，由公共机构作为主导，最终成果综合了个人观点与政府机构的考量。可以说，该档案试图汇聚、浓缩并建立公众和官方机构、个人体验和国家经验之间的对话。
对于博物馆或大学等机构的档案工作而言，个人的文件与物品同样是馆藏的重要资料来源。这些个人物件不仅有助于增加公共收藏，更是为其增添关于某一群体的“自传体记忆”（biographical memories）的生动资料。然而，“封锁时期的影像”这一项目较为特殊，因为用户提交的照片本身已构成一个独特集合，而非对已有集合的增益补充。
在人人都有数码相机的社交媒体时代，部分国家的媒体饱和（media-saturated）文化日趋发展，自我记录和日常记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于对这种文化的关注，“封锁时期的影像”项目要求公众扮演活跃的数字见证者或社交媒体见证者，记录个人的独特经历。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记录相关体验不全是一种个人自发行为，更可以被认为是在计划性倡议下邀请公众参与国家层面记忆实践的战略措施。公众在收集和记录个人体验的同时，也在参与着危机纪念活动。
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一记忆集合是反映个人体验的照片汇集，但选择、管理和标记它们的过程，无疑都是由机构主导进行。在此过程中，我们无法否认公众的贡献，却也必须看到，公共机构的观点和视角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近3000件公开提交的照片中，只有100件被挑选出来代表英国社会在这场危机中的经历和体验。策展人在采访中表示，他们选择的标准是代表性和包容性。此外，英格兰历史建筑暨遗迹委员会委托当地艺术家和专业摄影师进行照片收集的决定也表明该项目是由机构主导进行的。从这个角度看，形成照片档案集合的策展过程展现了机构建立文化记忆的内在力量。
英格兰历史建筑暨遗迹委员会策展人思考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个人的体验涵括于一个特定的范式内，这将决定这场危机以怎样的方式被铭记。这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并不是与事件相关的所有方面都必须包括在内。可以说，类似“封锁时期的影像图集”这样的数字档案，是在机构记忆建构者主导下描绘的集体历史。与此相反，在社交媒体“照片墙”上，用户通过他们自主上传的照片和标签管理系统，直接成为社交媒体记忆的代理人。
时间领域（the temporal sphere）
纪念活动本质上是追忆往昔的过程。以纪念碑、纪念馆或其他纪念方式去纪念一件事的前提是，它必须在过去已被妥善地保存。经典档案集合一般在特定活动结束后才进行收集和组织，但“封锁时期的影像”项目有所不同，它允许“公众为未来创造一个独特的时间胶囊”。该项目意识到捕捉当下的紧迫性及其潜在的未来价值，同时阐明了保存当下的重要性，将其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时间性纠缠相联系。可以说，当其他档案收集和记录过去的事件时，该项目纪念的是当下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记忆的主动性可以被认为是“前瞻记忆”（prospective memory），它需要完成集体性的“前瞻记忆”任务。但当这一任务完成，也意味着记忆收集的结束。
那么，是否因为对于过去的流行病相对缺乏记忆，人们才在疫情尚在进行之时就开始纪念它呢？我们认为并非如此。该项目纪念当下，而不是对过去的纪念，这种做法明显区别于经典纪念方式，在此体现的时间上的紧张关系应被解释为疫情的独特时代性。类似于“封锁时期的影像”这样的行动只可能发生于“新媒体生态”（new media ecology）之中，在此，媒体与人类行为的交互将塑造记忆的形态。与过往危机相比，这是数字见证下的第一场全球流行病，是构建全球记忆的测试案例。
当考虑到目前项目的开展是基于英格兰历史档案馆网站和社交媒体“照片墙”两个不同平台时，另一个时间差异出现了。一旦选定的照片被上传到英格兰历史档案馆网站，它们就会即刻被锁定，所对应的照片集合也将被控制，当下的体验转变成了过去的故事，入选的条目将被永久性地编入，成为我们档案的一部分。在媒介化（mediatization）时代，我们生活的每一刻都被记录在数字媒体上，并通过社交网络分享和传播。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被要求不断地记录和传播我们的当下时刻，同时，在这种永不停息的信息捕获中，在对于当下的“持续参与”中，我们的生活也成为这些日常“档案”的一部分。换言之，社交媒体时代使得对于个人经历的当下捕获和未来存储成为了可能。
空间领域（the spatial sphere）
一方面，“封锁时期的影像”项目中的媒介记忆实践具有本土空间的限制。不仅因为它的组织规划是在英国本土进行，更因为它所描绘的经历与特定地点、景观以及地形紧密关联，并从英国文化的视角进行了整体协调。也就是说，该图集依赖于当前社会构建的共同、规范的意义。这种意义作为集体意义的一部分，与社区意识相联系。它同时还嵌入到英国纪念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关系之中。
另一方面，图集中的照片描绘了全球，特别是西方社会实行“封锁”政策和保持社交距离的独特体验。尽管英格兰历史建筑暨遗迹委员会的存档工作仅能代表英国本土经验，但这些图像通过社交媒体被存储、分享和传播，从而成为了全球性经验。包括“照片墙”在内的社交媒体，它们以影像为基础，突破了国界限制，对于任何人和地方都保持开放，而不仅仅依靠当地“访客”。因此，这些视觉表现并未局限于本土，而是通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互动获得意义与价值。当我们给照片贴上“#Coronavirus”或“#Covid19”标签，它们就转变成了全球性影像，并由此成为全世界共享的经验。任何地方的人们都可以在他们的社交媒体照片上使用标签“#PicturingLockdown”，使其成为该系列的一部分。
这些记忆集合表明了社交媒体对于公众和机构档案创建的影响。在当今全球媒体文化时代，记忆实践正发生转变，文化记忆所嵌入的“国家容器”（national container）也正在变化。文化记忆被认为较少地为国家制度限制，并对跨文化框架秉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从这一意义上说，虽然“封锁时期的影像”描绘的是英国的“记忆之场”，但它并不局限于英国本国的记忆。实体空间的边界由此被侵蚀，变得模糊和流动。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被公众记忆行动所纪念，这些行动遵循本土以及某些特殊考量，但“封锁时期的影像”等项目证明了社交媒体对于公共档案和机构档案创建及使用的重要性。在社交媒体助推下，非传统档案开始出现，并日益走向全球。它突破了疫情带来的保持社交距离等种种限制，并与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及持续性相融合，最终形成相关记忆项目，提供了纪念当下的可能性。但我们的思考不应止于此，从世界各地的记忆活动中可以看到，记忆实践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如何纪念一场仍在发生和进行的危机，既是文化记忆留存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尝试性探索，也是留待记忆工作者思考的时代命题。
吴颖诗 周一诺 编译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1月2日 总第3928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