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 陈伟
“我国档案信息化工作起步并不晚，起点也不低。1992年我刚到档案部门工作的时候，中央档案馆就已经配备了中型机，那时候很多部委还只有小型机；档案部门在信息检索和自动标引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曾经非常领先；是档案界最早关注电子文件真实性等问题，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很早就提出‘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的思路……”全国政协委员、台盟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陈伟曾在北京市档案系统工作多年，调到其他系统后也较长时间从事信息化工作，在政务信息化领域有着丰富经验，担任过北京市信息化建设专家组成员。3月6日，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建议，更加自信更有定力地推进档案信息化工作。
陈伟认为，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目标、任务、路径、方法始终非常清晰。特别是《“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对档案信息化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行业标准《电子档案单套管理一般要求》于去年公布，无不说明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规划、政策、标准供给充分。更为重要的是，档案部门始终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有着强烈的内生动力，形成了信息化建设与各项业务深度融合的基本格局。
数据印证了他的判断：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档案部门积极推进数字档案馆（室）建设，建成具有全国示范水平的数字档案馆（室）120余家，全国建成各级各类数字档案馆（室）6000余家；各级综合档案馆完成馆藏数字化超2万TB，馆藏档案数字资源占比大幅提升……不仅是数据的印证，还有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能：国家档案局建设的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于去年正式上线，全国档案信息共享利用“一网通办”成为现实；声光电技术、VR/AR技术在档案展览中的应用使档案“活起来”“动起来”，大大提升档案的感染力，让我们得以目睹更加鲜活的历史记忆……
我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动能如此充沛、效能如此显著，为什么会产生“档案信息化程度还不高”的焦虑和不自信呢？陈伟认为，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信息化路径方法的长期稳定之间存在强烈张力，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等层出不穷的技术与应用容易让人们产生“狼来了”的情绪，“越是这时候，越应该保持定力。坚持已有的正确方向，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一茬接一茬地扎实推进”。另一方面，则是对档案信息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还存在误区，用信息化思维重构档案业务场景还有待提升，“需要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廓清迷雾，解放思想，形成共识”。
当谈及为何对档案信息化建设拥有如此强烈的信心时，陈伟表示，档案工作与信息化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天然契合性，两者的管理对象都是信息。很多部门推进信息化建设是外部需求导向型的，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动力除了来自外部，还具有强烈的内生动力。他讲述了自己参加国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分会活动的故事。有位日本专家问他如何看待1000年后电子文件能否保存下来这个问题。他回答：“我上午刚刚参观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看到了一部宋版的《三国志》，距今将近1000年了。1000年前的印刷品如今存世极少，非常珍贵，但其中蕴含的信息则流传广泛，我家里就有一本现代出版的《三国志》。那些凝固于档案之中的历史记忆，正是以信息的形式，穿越千年而持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拥抱一切可以帮助我们达成使命的技术和应用，当然包括电子文件在内。”在陈伟看来，“使命”是理解档案信息化建设强劲内生动力的“金钥匙”，“1000年前的信息被我们的前辈保存下来，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努力一定会帮助1000年后的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除了强调把档案信息保管好，陈伟还建议档案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合对信息进行开发利用，推出更高质量的档案信息化产品。“不可否认的是，公众对档案信息的利用还较为有限，因此，档案部门要更加有意识地去培育去引导社会需求。”陈伟说。档案信息化为档案编研开发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而挖掘、汇聚、传播档案信息又带来了更广泛的社会效益，这又能进一步获得党委、政府的资金支持，从而更好地推进档案信息化工作，形成双向赋能。通过与其他部门联合开发，档案部门能够更深融入信息化生态系统，实现从“孤岛”到“生态系统的一环”的转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3年3月9日 总第3954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