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探险家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讲述西域见闻时，提到了敦煌：“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不久，意识到敦煌作为中西交通“咽喉锁钥”的重要性后，汉武帝在此设郡。从此，敦煌便成为中央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基地，见证着丝绸之路上“使者相望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与此同时，各种文明长期在此交流融汇，造就了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
2000多年后的今天，乘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古时的“驼铃悠悠”化身穿梭不息的“钢铁驼队”，敦煌再次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国家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持续书写着千年丝路发展新篇章。
在“一带一路”倡议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的过程中，敦煌文化频频“出圈”、文旅产业活力迸发，一项项特色亮点档案工作犹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在这篇华美的文化乐章中翩翩起舞。
奏响保护与传承的“合奏曲”
从敦煌鸣沙山月牙泉出发，往北几公里，有一组台地式的土黄色砂岩建筑，高低错落的“聚落”形态，如同茫茫戈壁中矗立的烽燧，又似烈日下沧桑的洞窟崖壁，这里便是敦煌的“文化客厅”——建成于2016年的敦煌市公共文化综合服务中心，由市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档案馆、非遗中心及城市规划展览馆等组成。
走进中心，大气的装潢设计让人眼前一亮，传统古韵与现代科技相映成趣，智慧元素与人文精神彼此交融。径直往里走，穿过文化大厅，便是档案馆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查阅中心，“通过这个大屏幕很快能查到所需的婚姻档案，十分方便。查档群众可在授权后使用身份证自动登录，线上就可以调出自己需要查阅的档案。”工作人员一边演示一边介绍。查阅中心虽然不大，但“五脏俱全”，各个区域功能明确，各项服务设施应有尽有，处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查档群众需求“置顶”的暖心印记。
在档案库区，“智能”二字频频出现在记者眼前：智能门禁系统、智能密集架、智能温湿度检测仪……这些不仅是市档案馆在档案安全建设领域深耕不辍、躬身精垦的有力见证，也是其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的“门面担当”。市档案馆馆长张克德告诉记者：“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档案工作，2021至2022年，先后下拨档案全文数据库建设和提升改造专项资金，支持更新档案信息系统，提升库房消防系统，助力档案馆实现‘华丽转身’，为全市档案信息化建设和安全管护奠定了坚实基础。”市档案馆不仅给档案“穿”上了智慧的“铠甲”，还建立了24小时值班制度。在监控室，一个个高清摄像头如24小时不合眼的“电子卫士”，借助它们的“千里眼”，值班人员可以随时关注全馆安全情况，对安全事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理，有效提升紧急情况的响应速度。
“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质文献之一，已经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在特藏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捧出12件《敦煌写经》。“12件写经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唐代古藏文文献，是唐代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鲜明印证。20世纪80年代，工作人员在清理库房时发现了它们，彼时囿于资金、技术、人才等限制，保护工作没有跟上来，导致其发黄、变脆、出现破损等。直到2018年10月，专家对它们进行了修复，并对写经本体进行特藏，还专门建立数字档案，使之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张克德介绍。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古代敦煌连接起汉唐盛世与西域文明，手挽着长安城与波斯湾，见证了无尽的繁华与沧桑。因此，它也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置身“敦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中，便能充分感受到这一称誉背后凝结着的历史记忆：五步一悬泉汉简、十步一飞天壁画，从汉朝匈奴到月氏贵霜，从隋唐吐蕃到西夏蒙古，苍凉辽阔的沙漠、清脆悠扬的驼铃、成群结队的粟特人、精美细腻的丝绸、绚烂奔放的胡旋舞……千年敦煌的前世今生仿佛就在眼前。在市委协调下，市委宣传部、档案馆、敦煌文旅集团、文化馆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联合举办了该展览，这也是敦煌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敦煌故事、弘扬敦煌文化的担当体现。
围绕敦煌文化的传承发展，市档案馆的脚步铿锵有力：引进和举办“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大型图片展”“中国档案珍品展”“档案见证改革开放”“百年影像·照见敦煌”等，制作《记录文博会》电视专题片，编辑出版《敦煌历史大事记》等，参与《敦煌市志》《道光志》等多部史志的整理编写和出版，开设网上展厅……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作为土生土长的敦煌人，盛大辉煌的敦煌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明证，也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骄傲。我们将积极争取在两年内建成数字档案馆，做强‘四个体系’建设，不断坚定文化自信，为传播敦煌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更好服务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和‘一带一路’贡献档案力量。”张克德说。
“我在敦煌守档案”
在鸣沙山东麓，有一座从1600多年前穿越而来的世界艺术画廊，它便是莫高窟。在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不远处，一座红色老房子安静地隐于一角。午后清风的吹拂下，门前树叶的沙沙声为这座幽静的老建筑增添了几分生气。凑近细看，门楣上“档案馆”三字颇为醒目。
这里保存着敦煌研究院70余年来形成的关于莫高窟及敦煌文化保护、研究、管理等方面的档案。穿过密集架，石窟监测档案、石窟本体记录档案、莫高窟保卫巡查档案、莫高窟壁画修复图纸……它们全面记录着敦煌石窟的历史变迁，承载着研究院工作人员的坚守与担当。
研究院档案馆副馆长孙胜利告诉记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食物短缺、饮水困难、风沙漫天、交通落后，孙儒涧、张伯元、徐淑青等一代代档案人克服重重困难，将石窟的‘体检’报告整理成石窟档案。这不仅是馆内独一无二的优势资源，也是我们无比珍视的‘传家宝’。它们凝聚着研究院几代档案人的心血和汗水，留存着他们不懈奋斗的足迹，浓缩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渐渐成为研究院档案人的精神坐标。”
“档案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为了给这些档案一个安稳的‘家’，2020年3月，研究院档案馆成立。在院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下，专门投入50万元用于档案馆建设。当时档案馆只有3个人，疫情的压力下，大家用1年多的时间将记录70余年院史历程的各类档案归集入库。截至目前，全院档案装具排架长度350米，电子档案合计6TB，文书档案约3万件，石窟管理保护档案约2000件，照片档案7万余张，还有图纸、录音录像带、展览资料等。”孙胜利说。
陪伴这座新生档案馆一起成长的，是各种强基固本的制度建设：《档案工作规划与建设》《历史档案整理规范》《档案分类大纲》《敦煌研究院档案征集办法》等陆续印发。与此同时，研究院档案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档案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档案安全体系进一步完善，各种精准精细的实效举措为其成长保驾护航。在此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党史资料》《敦煌研究院年鉴》等接连出版，档案工作资政育人的价值不断显现。
“我们接收的档案存量大、类型多，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且院内各部门早前档案意识不足，加上档案馆现仅有职工8人，档案专业毕业的仅有2人，制约了档案工作发展的步伐，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如，在数字化加工方面，我们做过多种尝试，想聘请外包团队，但成本太高。如果运送至兰州市进行数字化的话，来回2400公里的运输颠簸，对档案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害。”孙胜利说。
在环境、技术、人才等种种因素制约下，档案馆的成长可谓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但孙胜利没有丝毫气馁，他说：“从常书鸿、段文杰到樊锦诗，再到今天研究院的新生力量，一代代莫高人远离繁华都市，扎根大漠，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他们像‘引路人’一样，将自己的一生与敦煌事业发展紧密融为一体，作出了示范和表率，凝练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目前，研究院正持续推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不断扩大国际合作范围，努力将自身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敦煌学研究的高地。借着这一契机，这几年我们一边争取省里和研究院的支持，一边吸纳更多人加入档案队伍中来。在大家的努力下，档案馆终会由一棵小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
万里敦煌道，三春雪未晴。在大西北的沙漠深处，跳动着无数真诚炙热的心脏，他们将“莫高精神”融入生命，与莫高窟互相守护，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点亮着档案事业发展的星空，回应着历史深处的文化召唤，诉说着对大漠孤烟的热爱与眷恋。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1月8日 总第4083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