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在探头的注视下，缓缓地打开。走进去之后，还有一道门，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副馆长周健民仔细辨认着钥匙，认清特管库的那一把，然后拧钥匙、拉门——上百年历史的书卷气一下子扑面而来。那本有着羊皮封面的书，躺在这个库房东南角的一个柜子里，当戴着白手套的周健民把它捧在记者面前时，气氛显得格外庄重。
因为年代较为久远，这本用英文打字机一点一点打出来的书字迹有些模糊，首页上《THE CITY PLAN OF NANKING》的书名勉强可以辨认。书中有两位作者的亲笔签名：墨菲和古力治。80多年前，正是在这两位老外的协力主持之下，南京进行了2400多年建城史中“最具影响”的一次规划。
南京本土著名作家叶兆言曾忍不住向人推荐这本好书，它的中文版即是大名鼎鼎的《首都计划》，“这个计划的精细科学，用今天的眼光去看，仍然足以让80年后的读者震惊。它不仅立刻让南京受惠，而且吃足了老本。”
中国的首都就应该是中国的样子”
设计南师大、清华园的老外领命规划“首都南京”
《THE CITY PLAN OF NANKING》可视为南京城建档案馆的“镇馆之宝”——当记者提出想观看的要求后，该馆副馆长周健民也是面露难色。他说：特管库钥匙由专人保管，即使他要进入也需申请。
得益于“档案穿越”这个新平台，记者有幸见识到这本书的真面目。目前，存世的中文版《首都计划》都已不多，没想到英文原版的《首都计划》还能保存完好。“它是墨菲写下的原件，目前全世界所知的就这一本！”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1月，由孙科负责的首都建设委员会成立，下设“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以林逸民为主任。
为了学习借鉴欧美规划经验，本着“用材于外”的原则，“国民政府以是特聘美人墨菲(注：另有翻译为茂菲)、古力治两君为顾问，使主其事，两君于城市设计、宫廷建筑之术，该均有声于国际者”，同时也聘请曾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国内建筑师吕彦直等相助。
在1914年来到中国之前，墨菲还只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一个普通建筑师，在中国，墨菲渐成著名。1921年至1923年期间，他在南京设计金陵女子大学(现南京师范大学)一批教学楼，其中有主楼、西楼、礼堂、办公楼、图书馆等，当时吕彦直便是其助手。
墨菲在中国最著名的作品当属清华园，深受世人推崇。梁思成先生评价道：“至如燕京大学，则颇能表现我国建筑之特征，其建筑师茂菲，以外人臻此，亦堪称道。”和当时流行的西式建筑相比，墨菲的作品体现了浓郁的中国古典建筑风格，这或许是他最终能“规划南京”的主因。
墨菲亲自写就的这本《THE CITY PLAN OF NANKING》总页数581页。“这位建筑师与规划师为南京所做的事情，就像一百年前朗方少校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所做的那样。墨菲也怀着一个梦想，也许他死后百年也不会全部实现。可是，朝着梦想成真的方向，他是快乐的。这不足为奇！在印度的德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建筑师们正在地球上遥远的角落，建造欧洲血统的政府大厦。“但墨菲的工作是在南京的古城之外建设中国的首都，他的梦想是把它建成中国的式样。他的任务之一，是说服中国当时的领导人——中国的首都就应该是中国的样子。”
“他几乎做到了。”在采访完墨菲之后，他的同乡、美国记者切斯特如此写道。
“不惜代价保留饱经沧桑的灰色城墙”
墨菲联手徐悲鸿，与蒋介石打了场“城墙保卫战”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在讲究各种关系的首都官场，墨菲的说服工作从一开始就很难。他要说服的第一个对象是蒋介石。
“中央政府大厦”规划图案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批准蒋介石亲任校长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拆除南京神策门至太平门城墙，将所获城砖助建军校讲堂。在当时的中国，全国各地拆掉“失去价值”的古城墙算不上什么稀奇事，但墨菲对此强烈反对：“这是中国的象征，拆掉它将是巨大的错误。”
“应该通过首都新建筑的设计使中国的建筑得到完整的利用，不惜任何代价保留饱经沧桑的灰色城墙。”墨菲表示。直到其后美术家徐悲鸿等在上海发出电报，直斥此事件是西湖雷峰塔被毁之后的“续貂之举”、呼吁“留此美术上历史上胜迹”之后，南京古城墙的保护之声渐占上风。
为了让人们看到古城墙的价值，墨菲独具匠心地将“已失去防御之作用”的城墙设计为环城大道，这些都写入了《首都计划》，而且墨菲用图示表现了汽车开上城墙的场景，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依此一点，可看出墨菲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偏爱。
周健民将《首都计划》翻开至“建筑形式之选择”一章。记者看到，墨菲摆出的第一理由便是“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也”。“凡具有悠久历史之国家，其中固有建筑方术，固当保存勿替”，文中以希腊罗马的例子表示，其“更当发扬而光大之”。
五台山文化区
《首都计划》写道：“中国建筑艺术之在世界，实占一重要之地位。国都为全国文化荟萃之区，不能不藉此表现，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也。”
接着，《首都计划》论及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其他优点：“颜色之配用最为悦目”、“光线、空气最为充足”、“具有伸缩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等等。细细阐述中国建筑艺术之优点，用心可谓良苦。
1929年12月31日，历时一年多编制的《首都计划》正式由国民政府公布。《首都计划》是南京在民国时期编制得最完整的一部城市规划。孙科在序言中指出了编制首都计划的意义和目的：“首都之于一国，故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所荟萃”。
林逸民也指出：“此次计划不仅关系首都一地，且为国内各市进行设计之倡。影响所及至为远大”，“全部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一时之用。”
紫金山当年想做“国会山”
《首都计划》共编制了28项规划内容，最能体现墨菲想法的，当属中央政治区。周健民介绍，在墨菲的蓝图中，中央政治区选址于南京紫金山南麓，这位雄心勃勃的设计师意在此地打造类似美国的“国会山”。
对于刚刚定都南京不久的国民政府而言，在其内部，有关中央政治区的选址此前已有紫竹林、明故宫等意向，但墨菲在《首都计划》中还是极力推荐紫金山南麓——“处于山谷之间，在二陵(明孝陵、中山陵)之南，北峻而南广，有顺序开展之观，形胜天然，具神圣尊严之象”，其优点包括：“面积永远足用”、“位置最为适宜”、“布置经营易臻佳胜”、“军事防守最便”、“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
相比之下，紫竹林地区“全部几尽平坦，适与紫金山南麓相反，此等地面，建筑布置实难具有美观。且地在今城之北，与南京发展方向，未能相同”；明故宫地区也是“全部地面均系平坦”，“建筑方面，难臻佳胜”，更重要的是，“遍揽南京各地，火车总站最宜建于明故宫之北，而总站之南，又为商业区最良之地。一因适当发展方向之冲，地点适合；一因面积广大，适为繁盛市场，且该地现价甚低，大半又属官有；一成为商业区域，地价必倍蓰增加，政府收入，因亦大进。若取为行政区域，无论商业区域，别无他处可以相当，而政府收入损失亦当不少”。
“该地(紫金山南麓)位于郊外，实与斯旨相符，他如地在总理陵墓之南，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
墨菲的结论是：“盖用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域，则明故宫适为商业最宜之地；改用明故宫为政治区域，紫金山南麓未必可为商业用地。综上正负各面理由，中央政治区域地点，终以紫金山南麓为最适当也。”
然而，这些最终只是墨菲的梦想，蒋介石对于此方案并不感冒，它们永远停留在了图纸之中。
新街口当时就定位商业中心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曾表示：“南京是中国第一个按照国际标准、采用综合分区规划的城市……如果南京今天可以称作‘中国最漂亮、整洁而且精心规划的城市之一’的话，这得部分归功于国民政府工程师和公用事业官员的不懈努力。”
而“按照国际标准、综合分区规划”可以视作《首都计划》留给南京最大的遗产。
紫金山南麓设中央政治区、在明故宫一带设商业区，就可以中山大道为发展轴，与城南旧区，鼓楼、五台山一带的文化教育区和计划中的市行政区相连，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带状结构。城市空间布局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渐成圆形之势”以避免出现一部分过于繁华，一部分过于零乱的局面，让整个城市得以均衡发展。
《首都计划》以鼓楼为中心，划出一个覆盖855平方公里的椭圆形市区；市行政区设在城墙之内的大钟亭、五台山两处，与中央政治区一样，皆采用“改良式中国建筑”风格；而在重点打造的新街口商业区，还采用了20世纪初巴黎总建筑师艾纳尔•赫纳德设计的环岛式交叉路口，这一设计几乎沿用至今。
工业区规划是根据孙中山“南京新建设计划”安排于沿江两岸，江南片为第一工业区，以发展不含毒、危险小的工业为主；江北片为第二工业区，作为污染性工业之基地。
铁路规划考虑了新线铺设的走向、总客站位置的调整以及火车、渡船、过江隧道的设计构想。其中作为近期规划的客站选址，拟模仿欧美模式，总客站设于将来市中心位置——明故宫、富贵山之间，意在“促其为一优美繁盛之商业区域，与纽约中部铁路之总站，具有同一之效力”，以此引导城市中心区向东迁移。
港口规划以美国各大内河港为样板，拟将南京建为国际贸易港口。南京港分为下关、浦口两部分。
飞机场规划设有红花圩、皇木场、沙洲圩及小营四处。红花圩机场紧接中央政治区之南，平时作为民用，战时可作军用机场，用来保护政治区。
将南京打造成‘一壮丽之都市’”
沿秦淮河、明城墙要建两条林荫大道，这是中国城市第一次提出“林荫大道”概念
《首都计划》对南京道路的规划，则是它留给这座城市另一大遗产。
从美国华盛顿先进的矩形路网中得到灵感，《首都计划》指出，南京的道路系统规划亦采用方格网，这样布局有利于路网密度高，交通组织灵活。而道路系统则分为干道、次要道路、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四种。
明城墙“林荫大道”鸟瞰图
秦淮河河岸林荫大道鸟瞰
干道的设计原则为：“在可能范围以内，当以正直为主。惟有时因房屋之障碍，建筑费之高昂，或因增加乘车者之兴趣，亦须改用较长之弧线，但仍当求一切车辆转弯之顺易。”规划的干道有：中山路(今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陵园路、子午路(今中央路)、热河路、太平路、朱雀路、白下路、玄武路、中华路等。
环城大道拟利用明代城垣改筑为能行驶小汽车的“高架”道路，城垣内侧拟筑林荫大道相辅，供游人通行。
林荫大道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设计者拟在南京建设两条林荫大道，一条依秦淮河而建，另一条则顺城墙而建，并环绕城内一周。除了在道路系统章节讲述要开辟林荫大道外，其后《首都计划》还单独列出“公园及林荫大道”一章，来论述两者的优点，足见设计师对城市中设置林荫大道和公园的看重。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保留原有的中山陵园、玄武湖公园、鼓楼公园等公园外，《首都计划》还拟在城内新增多处公园，以将南京打造成“一壮丽之都市”。公园所选择的地方，大多为闲置地区，分布在城市各处。另像雨花台、莫愁湖、清凉山等保存有古迹的地方，也要开辟成公园，供市民休憩。
在整个设计中，公园与林荫道占据全城面积的14.4%，整个南京城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公园，平均每一个市民可享有近9平方米的公园，这在当时之中国实在是颇具浪漫之感的设计。
1929年，国民政府规定了首都道路命名办法：城南道路，以南京旧称建康、金陵、白下等命名；城中道路，以国内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命名；城北道路，以全国各省省名，如山西、湖南、察哈尔等命名。这些命名基本沿用至今。
与道路相关，《首都计划》还前瞻性地规划了南京城区内的汽车使用之原则。“限时停车”的概念被提出，即汽车在商业区或其他繁华区域，“停留时间以不过一小时为限”，“最善之制，莫如使所有汽车，除最短促之时间者外，皆须离街道而停泊。由市政府规定，凡新建住宅、商店、货栈或办事处，皆须自备停车处、装卸处，方准发给建筑执照”。
而在路权的分配上，亦极大考虑广大市民的利益：“凡繁盛区域之道路，其两旁之路面至为贵重，应供一般人民之享用，不能为有汽车者所独占”，“盖有汽车者，不过市民之少数，既独占之以为用，是牺牲大多数人之权利，而益少数也”。
“盖都市居住之难，大有过于村乡也”
当年的城市管理者就提出政府应为困难居民建“公营住宅”
在周健民的详细讲述下，摆在记者面前的《首都计划》越发令人肃然起敬。厚达500多页对南京城的规划中，最出乎意料的章节当属“公营住房之研究”，换言之，在当时之南京，政府保障性住房即已进入南京城设计和管理者的视野。
《首都计划》表示：“个人之经济能力有强弱之不同，而弱者每居多数，以生计压迫之故，一部分人之生活，仅可置重于饮食之一端，而此关系甚大之居住，反不能加以相当之顾及，苟免暴露，即无所求，此种现象，都市尤甚。盖都市居住之难，大有过于村乡也。因是之故，居住之问题，遂成为一重要之社会问题。”
《首都计划》提出，应借鉴欧美各国发展公营住宅的经验，对居住困难者予以救济，其营建费用，“或由中央负担；或由中央及地方负担；或由慈善机关负担；亦有贷借低利资金于人民，而使之自行营建者；更有贷借资金之外，又津贴建筑费若干成者”。其中，“以中央出资、市府营建为普遍，此种住宅，或收回低微之租金，或更免费借住，一视其种种情形之如何而定”。
如上种种，《首都计划》所持民生、人文之观点，让今人读后都不得不心生折服。
而对于南京人的母亲河——秦淮河，《首都计划》亦有专章论述：应将背河而建的房屋拆除，房屋拆除后，两岸建设林荫大道，“其中铺草植树，恢复其昔日之风景，既可联络公园，亦可保存名胜，此计划完成后，当为南京生色不少。”
按照《首都计划》之规划，1929年起南京城进入轰轰烈烈首都建设期，直至1937年被战火打断。这8年对南京城市建设而言堪称“黄金八年”，虽然仅仅实施计划的不到四成，但现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功能分区、一批公共建筑等都因这一规划而定。看当下南京之特色，比如古城墙、比如林荫大道、比如民国建筑等等，无不可追溯至彼时。
当年的著名记者爱泼斯坦把实施《首都计划》之后的南京，比喻成一座带普鲁士色彩的官府、一个气势非凡的新首都：“在这里，新的林荫大道，无情地切除了许多陈旧的房屋和酒店，宏伟的建筑一个接着一个地拔地而起。官员们的小汽车，沿着这些光亮的柏油路疾驰而过。官场上的政客一个个佩戴徽章，身着或者是长袍马褂、或者是时髦的翻毛皮领上衣，到处招摇，出席这样或那样的会议。威武的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着镶金边的匕首，无忧无虑的年轻飞行员们穿着皮夹克，而神气活现的商人们则穿着美国品牌的衣服……”
这些美好的光景终因日寇的入侵战火所打断，墨菲亦不得不带着满腹未酬之志、遗憾万分地回到美国。尽管如此，中途夭折的《首都计划》还是因“中国近代第一部城市规划”而被写进南京的历史档案。
“它反映出传统中国城市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努力和追求”，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在2006年(时任南京市规划局局长)为南京出版社翻印出版的《首都计划》写就的导读中如此表示，“《首都计划》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越它在南京的具体实践，更在于它的理论及方法对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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