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作者:张建安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8-07-25 星期三

    

丁玲像 徐悲鸿 绘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临澧县。20世纪30年代,丁玲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在近60年的文学生涯中,她创作和出版了400多万字的作品。丁玲几经挫折,蒙冤20余年,但她对党、对革命的信念从未动摇。晚年,丁玲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写作,创办并主编文学杂志《中国》,热情培养青年作家。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82岁。

“那个世界是谁也逃不过的”

    1984年4月28日,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女士在一次会见活动中问丁玲:“‘丁玲’和‘定陵’有什么关系?”丁玲笑着回答:“有关系,定陵是坟墓,我们这些人最终都要走向坟墓。”这位女士说:“这是两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愉快的,而那个世界是谁都不愿意去的。”丁玲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在这个世界里也有不愉快,也有烦恼;但那个世界是谁也逃不过的。”

    幼年时,丁玲第一次对“那个谁也逃不过的世界”有了最初的切身感受。1985年,81岁的丁玲在医院口述《死之歌》时写道: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最害怕的是我国传统的,前头吊着三朵棉花球的孝帽。我戴这样的孝帽的时候是三岁半,因为我父亲死了。……于是,我就放声大哭。我不是哭我的命运。我那时根本不会理解到这是我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我只是因那气氛而哭。父亲死了,我母亲就完了,我们也完了,我们家的一切都完了。因此,在我有一点朦胧知识的时候,我对死,就有很深的印象。死是这样可怕的啊!

    丁玲晚年卧病在床,有大量时间回顾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并从不断的面临死亡以及不断的重生中,探究生命的意义。

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

    丁玲天性开朗,然而,她的生命从幼年时起便不断地面对死亡。先是父亲早逝,丁玲14岁时,她唯一的弟弟也因急性肺炎夭折,姨妈边哭边说:“如果是冰之死了,也要好一点,怎么会是弟弟死呢?”丁玲因此想了很多,甚至认为,她是可以死的,弟弟活着要比她有用得多,她一个弱女子有什么前途又有什么希望呢?那时候,她已经住在三舅父家,每次读《红楼梦》,便不停地哭。她总觉得,林黛玉那样一个柔弱女子,寄人篱下,在强大的压迫势力下,想反抗,却没有力量,最终没有活下去,自己也一样,想反抗,但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丁玲的母亲常给她讲仁人义士的故事,特别喜欢讲秋瑾走出家庭参加革命、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故事,这给了丁玲很大的力量。然而,现实依然残酷。姨父的弟弟因参加辛亥革命,被清政府杀害;没多久,丁玲的一个叔叔也突然死去。这些死亡的消息让丁玲感到人生的悲凉。而此时,丁玲已被许配给三舅父家的大表哥,这使她常常沉浸在生不如死的心绪之中。有一个凄凉的故事,从丁玲幼年起便一直陪伴着她。她的一个表哥没结婚就死了,但表嫂还必须嫁过来。表嫂过门的第一件事是与木头灵牌拜天地,第二件事便是为没见过面的新郎披麻戴孝。表嫂当天就哭昏过去,没到一年便死了。丁玲想到,那真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吃人的婚姻呀!难道自己的命运也会如此?在丁玲最迷茫无助的时候,母亲又一次解救了女儿,她出面解除了丁玲的包办婚姻,支持女儿到平民女校读书,还支持女儿前往上海求学深造。丁玲的眼界因此变宽了,试图彻底地冲破迷茫,无所畏惧地飞起来。瞿秋白曾如此评价:“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不久,丁玲前往北京,认识了胡也频,每日以读书为主,偶尔到北京大学听课,生活相对平静。不过,死亡的声音仍不时在耳畔响起。1928年,丁玲母亲的结拜姐妹、丁玲最敬重的革命家向警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这件事像晴空霹雳一样震惊了丁玲孤独的灵魂。正如她在《死之歌》中所说:我从小就是在向警予的影响下生活、长大的。……我听说万恶的国民党把她捆到湖北一码头杀害了。这就像砍掉我的头一样。丁玲的心中充满了愤恨和苦闷,这迫使她拿起了笔,描述她所理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先后发表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自杀日记》等小说,并迅速成为文学界划破夜空的一颗明星。

    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丁玲和胡也频毅然投身革命。然而,噩耗来得太快!胡也频的牺牲给丁玲最沉重的打击。那种在生死间徘徊的情形,直到晚年依然记忆犹新:生是难的,可是死又是不能死的。……我留在上海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做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我明白上海是白色恐怖严重的地方,许多同志牺牲在这里。我随时得准备着,说不上哪一天我也会走上也频走过的路。这个时候,另一位共产党员冯达对丁玲给予帮助,使她有所安顿,然而,仅仅一年多时间,由于冯达的叛变,丁玲跌入更深的黑暗。她被匪徒绑架,遭受各种死亡威胁……

“可以死矣!”

丁玲手稿

    从1933年到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拘禁长达3年,她始终没有屈服。可是,在与国民党周旋的过程中,她写过一张条子,大意是说自己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重获自由后居家养母。后来,这件事给丁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36年下半年,丁玲想方设法找到中共党组织,逃离南京,到达延安,成为从国统区来到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从此,丁玲全身心地为革命工作,为革命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名著相继诞生。这一阶段,丁玲还收获了新的爱情,与比她小13岁、但可以与她风雨同舟的陈明结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1955年和1957年,她先后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和“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龙江垦区劳动,后来又被关进监狱。在这些经历中,丁玲的生命又被太多地抛在了生死线上。如果没有陈明始终相信她,始终不顾安危、想方设法给她以温暖,丁玲恐怕早就离开人世了。

    1984年7月26日,80岁的丁玲得到了一个已经期待了近30年的喜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将在全党传达。文件彻底推倒了多年来强加给丁玲的一切不实之词,认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听闻此言,丁玲觉得,自己可以没有遗憾地死去了,她万分激动地说:“可以死矣!”

生命将尽仍然渴望写作

    1986年,丁玲的生命已迫近尾声。她对代表党中央来医院看望的胡乔木说:“我希望能再活两三年,再写两三年。”

    2月8日,农历大年三十,陈明代表全家给丁玲写了祝贺新春的信。丁玲在信的下方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并解释:“以后什么事情都不管了,只写我的文章,还不是成佛吗?”丁玲的一生,始终把写作看成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时,她最渴望的还是用手中的笔写文章,并认为写作可以让自己“成佛”。她依然对重生有着强烈的渴盼,说:“这里是再生之地,再生之室。”只是,丁玲终究要走了。她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这个时候,丁玲最牵挂的是无论多么艰难都与她不离不弃的陈明。2月12日,丁玲从昏睡中醒来,对秘书说:“今天我总做梦,梦见有两段鱼,我一招呼,这两段鱼就合成一条,就是我和爷爷(指陈明)。”2月13日下午4时,丁玲又对前来探望的好友说:“我死了,陈明的日子不好过。你们帮他介绍一个对象。”

    1986年3月4日上午10时45分,丁玲与世长辞。15日下午3时,1500多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丁玲告别。他们看到,覆盖丁玲遗体的红旗上写着四个大字:“丁玲不死”!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3月9日 总第3191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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