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我被单位领导安排从事档案工作。我知道，档案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领导让我来负责这项工作，是对我本人工作的一种肯定。其实我能有这次机会，还得感谢我的“草根档案员”父亲。
从我记事时起，家里就有一个大书柜。书柜平时都锁着，只有父亲打开时我们才有机会看一看里面。书柜从上到下分为5层，每层又分成几个小格，里面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种物品，包括家谱、我家旧房子的门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粮票和布票，以及我和姐姐上学时的毕业证书和各种荣誉证书等。父亲在这个书柜上面标上了“档案柜”3个字。父亲从不允许我们私自打开档案柜。平时，我们如果需要找什么资料或物品都要先跟父亲说，然后由父亲在档案柜里查找，我们用完之后再由父亲放回原来的位置。母亲多次对我和姐姐说：“你父亲就是咱家的‘草根档案员’。”
母亲经常跟我和姐姐讲起一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父亲有编织苇席的手艺。一年腊月的一天，父亲把编织好的10张苇席挑到县政府招待所去卖。卖完后，父亲在招待所财务科领完钱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二年腊月的一天，县政府招待所又需要苇席，父亲再次挑着苇席到招待所时，却被警察当场带到了派出所。原来，上一年腊月，父亲卖完苇席从招待所回家后的第二天，招待所的会计发现他们丢失了800元现金，于是马上报案，可却怎么也查不出线索，这800元最终让财务科会计赔偿。那时候的8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父亲辛辛苦苦编织出一张苇席也才卖十几元。
一年来，招待所的会计一直在寻找线索。那天，他看到父亲卖苇席，就说要买。他把父亲带到财务科后便一口咬定说去年腊月那天只有父亲进过财务科，一定是父亲看到了钱，等到夜间到财务科把钱偷走了。
父亲觉得自己很冤枉，心想如果不能找到证据证明自己可就麻烦了。这时，父亲突然想到了他的账本。父亲和警察来到我家，打开家里的档案柜，从里面拿出一个账本。上一年腊月那天，来买苇席的人很多，父亲挑灯夜战编织苇席，一直到天亮还有人来买苇席。
父亲一直都有记账的习惯，每一笔卖苇席的账目他都记得特别清楚，他把几点钟、哪个人、买了几张苇席、给了多少钱，以及赊账的人员名单等都记在了账本上。警察按照账本上的名单找到了十几个人。这些人的证言，证明了去年腊月的那一天，我父亲下午和整个夜晚都在家里编席和卖席，最终还了父亲的清白。
父亲这位“草根档案员”不仅帮助了自己，还帮助了别人。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我家，一进门就求我父亲帮他个忙。原来，他在20世纪70年代曾参加民兵团修建“三线”铁路。后来，听说所有参加“三线”铁路建设的民兵都可以领补助，但他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参加过，心里十分着急。最后，他经人介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我家，请父亲帮忙。
父亲听后，便打开了他的档案柜，从里面找出一个发黄的本子。原来，父亲曾是民兵团的资料保管员，这个本子是他当时手抄的一本花名册。他们小心地翻着那些发黄的纸张，终于在最后一页找到了这个人的名字，还有他的性别、年龄和家庭住址等。
不仅如此，父亲这位“草根档案员”关键时刻还挽救了我的婚姻。我和妻子是高中同学。那年高考后，她上了外地的一所大学，我在本地上大学。大学期间，我们彼此鸿雁传书，几乎每周都要写一封信。4年下来，我们写了上百封信。我把妻子写给我的这些信都放在老家。
大学毕业以后，我们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始了锅碗瓢盆交响曲的生活，很快就失去了恋爱时期的浪漫。在经历了所谓的“七年之痒”后，我们的婚姻开始面临危机。在一次吵架之后，我们打算离婚，双方亲友都来劝我们，但似乎都没用。这时，父亲给我们送来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们当年的书信。多年来，这些书信一直散放在老家我居住的那个小屋里，是细心的父亲对它们进行了整理，然后又把这些书信存放在档案柜里。父亲笑着对我们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东西，我可没偷看啊，你们仔细看看吧。”说完就走了。父亲走后，我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地摆在桌面上，认真地读起来，每封信里面都饱含着我们的爱和思念，那时候我们爱得多深呀，这都是我们当年爱情的见证。妻子听后流出了眼泪，我的心也软了，并向她道歉。就这样，我们言归于好了。
正是父亲点点滴滴的影响，使我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养成了勤收集、勤整理的好习惯。有时工作千头万绪，如果安排不好，就会乱成“一锅粥”。为此，我会把所有的工作一项一项地合理安排，把每项工作的文件资料都保存好，并放在专门的档案柜里，便于以后查找和利用。其实，这样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如今，我的“草根档案员”父亲已经去世了，但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教给了我热心细致的生活态度，我要把父亲这种宝贵的品质传承下来，把他的经验和智慧运用到工作中去，努力把单位的档案工作做好。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2月14日 总第3615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