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地为万国竞争之场、商战之冲”

——张謇与上海的情缘

作者:特邀撰稿人 朱 江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2-11-11 星期五

    张謇所处的时代,“沪地为万国竞争之场、商战之冲”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张謇与上海的关系可谓是相互成就:一方面上海为张謇创办实业提供了必需的资金、物料、技术和人才支撑;另一方面张謇也为上海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南通是张謇的实践基地,因其创办实业带动了当地教育、公益慈善事业、早期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那么,上海便是他得以实现更多理想抱负的广阔舞台。

“沪之地,人聚、财聚而恶聚之海也”

    青少年时代的张謇对上海的认知,与其父张彭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彭年身处海门常乐,当年的这个地方既不滨江也不临海,是一个很闭塞的集镇。但商人张彭年头脑灵活、勇于进取,他的见识远超乡人,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了解外界的信息,特别是来自上海的时事新闻。

    张謇在《述训》里提及,其父有瓦屋5间、草屋3间,后来又陆续添建了新房;初有田20余亩,后来有所增加,并兼营瓷器,家道比较殷实。此外,其父还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先君子营柳西草堂二楹,有书八椟,题以‘自随’”,这8大木柜里具体都有哪些藏书现不得而知,但从其晚年喜欢研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来看,张彭年应该是一位务实且喜钻研之人。张謇日后在给其子张孝若的信里说:“儿宜自勉于学,将来仍当致力于农,此是吾家世业。”家庭影响可见一斑。

    1848年至1850年间,因连年灾害,张謇之父张彭年借钱外出做生意,“附舟至上海,转商于宁波”,意思是从海门坐上小船到上海,再转往宁波。他前往宁波的目的应该是去采购瓷器,因为宁波当时是中国的瓷业中心之一。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张彭年外出进货需要在上海中转,那时的上海已于1843年开埠,且发展很快,外国商品和技术不断纷纷涌入,也促使中西文化在此交融和碰撞。上海的繁华为久居乡间的张彭年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望子成龙的他也经常把途中的所见所闻讲给张謇听。因其父经常到上海出差,曾“岁半外出,一切经纪皆吾母手自厘绪”,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外经营生意,家里的事情都是由张謇的母亲打理。据记载,1876年3月14日,张謇曾从上海吴淞搭乘自家购买瓷碗的船只回家乡海门。由此可见,当时张家的瓷器生意应该达到了一定规模,且经营稳定。

    创刊于上海的《申报》是张謇了解时事、掌握新知的来源。在1895年之前的张謇日记中,至少有7处阅读《申报》的记录,其中3次是在海门,最早的一次是在1884年5月16日,张謇在海门通过《申报》“知吾军有调防奉天之讯”,此处“吾军”指吴长庆所率淮军。能在海门乡间读到《申报》,了解沪上时事新闻,张謇显然有稳定的获取渠道,且很有可能是长期订阅。上海对于他已然是个“熟悉”的城市了。

    百闻不如一见。创办大生纱厂之前,张謇已多次到上海出差,关于这些在上海的经历,虽然他的日记里只是记载了生活起居和人际往来情况,几乎没有对上海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发表看法,但事实上,上海滩的繁华对于身处偏僻乡村的张謇来说,视觉和心理的冲击应该是不小的。这也使得张謇从1895年筹办大生纱厂开始,就坚定地把上海作为其发展南通各项事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主要来源地。

    在上海,张謇不仅看到了“上海为全国商业中枢”生机勃勃的一面,同时也体察到了其丑陋奢靡的一面。1878年2月20日,张謇从海门坐船到上海,当晚住在永安街太古昌洋行,朋友季瀛洲邀他看戏。第二天,张謇上街购买扇袋、手巾、笺纸等物品,之后又应季瀛洲的邀请赴宴,席上,他目睹了一同饮酒的一群人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一夜竟用去番钱70余枚,他感慨道:“贫家终岁作苦,所得讵有此耶。”1920年秋,张謇倡导设立的淮海实业银行开设上海分行时,他拟写了对员工的训词,提醒员工“沪之地,人聚、财聚而恶聚之海也”,劝勉大家要忠于职守,遵守规则,勤奋工作。这句劝勉的话也反映出他对当时上海的真切认知。

“上海为全国商业中枢”

    “通州之设纱厂,为张謇投身实业之始。”其实,大生纱厂不仅仅是张謇创办实业的开端,也是他早期现代化探索的起点。

 
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901年1月10日),大生沪账房缴纳税款的存根单。

    1895年,大生纱厂的筹办标志着张謇迈出了人生最为关键的一步,即由绅入商。尽管在他创办大生纱厂之前也有其他投身实业的士绅,但像张謇有状元头衔和翰林院修撰地位的人却是少有的。大生纱厂的成功创办,不仅带动了当地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对人们的社会观念转变起到了极大影响。有了大生纱厂盈利做基础,才进一步使得张謇开始在南通渐次兴办教育和公益事业。而南通早期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给张謇带来很高的声望,使他有机会向更广阔的舞台迈进,比如上海。

    围绕着大生纱厂的创办,张謇的主要活动涉及南京、上海和南通三地。南京是两江总督署所在地,而张謇招商集股就是在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下进行的。当时没有公司法,政府对企业的管理特别是税收政策没有具体规范,因此,取得两江总督的支持,既可以在远非良好的经商环境中求得生机,也能为企业带来实际的利益。在张謇的争取下,两江总督张之洞依据上海华商纺纱织布企业的惯例,为张謇兴办的纱厂争取到同等的待遇,即只在洋关缴纳正税,免除其他厘税,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大生纱厂在上海购买的物料,在江海关交税后,凭上海道颁发的护照可以直接运往南通,沿途不再缴纳厘税。护照由大生纱厂到上海道署领取,而且是一次趸领100张,这样的便利节约了很多时间成本。

    在如何把张之洞给予的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将大生纱厂在毫无现代工业基础的南通建造起来时,上海的重要性就充分凸显出来了。大生纱厂所需的资金、物料、技术和人才,南通都不具备,张謇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上海,因为当时的中国也只有上海全部具备这些生产要素。与张謇共同筹办大生纱厂的6位董事中,买办潘华茂、郭勋,宁波帮代表人物樊芬,都是上海滩具有相当经济实力、人脉广泛、经验丰富的商人。张謇的本意是借助沪董们的力量,以上海为中心吸纳社会资金。尽管由于不同原因,3位沪董先后退出大生纱厂的筹办,但张謇不改初衷。上海是连接世界和中国的桥梁,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大生纱厂可以通过洋行或者华商贸易公司,采购到机器及修配所用的零部件、动力设备所需的燃料煤炭、照明设备,等等,甚至可以通过上海的渠道直接跟日本的华商建立联系,购置棉纱筒管。

    张謇起草于1897年的《厂约》,是大生纱厂早年的企业管理制度。《厂约》开宗明义,指出大生纱厂的设立是“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厂约》明确规范了大生纱厂总理(厂长)和各董事(分管业务的负责人)的权职、员工薪水的标准、余利的分配以及各部门的章程,是研究中国民族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文献。1923年,张謇在《大生纱厂股东会建议书》里提及:“大生一厂之设,在前清未有商部之前,一切章程皆采诸上海各厂,而加以斟酌。”大生纱厂筹备的时候,上海已经建有中外纱厂,张謇派负责基建和设备安装的高清前去考察。当时的外资纱厂并不愿意过多地介绍设备情况和经验,而中资纱厂中,华盛纺织总厂总办盛宙怀“遇有咨访,必具首尾见告”。1898年2月,大生纱厂从华盛纺织总厂借阅了9份工程合同做参考。大生档案中至今还保存着大生纱厂从华盛纺织总厂抄录的工资标准。由此可见,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吸取了上海纱厂的经验。

    大生纱厂创办早期,从上海聘请到南通的英国工程师汤姆斯负责装配全部纺纱机器,同时邀其作为厂房建设的监理,在技术上保障了大生纱厂顺利开车。因此,大生纱厂给予汤姆斯优渥的待遇:除工资外,他通沪的旅费、寄往英国的邮资都由大生纱厂支付;至于伙食,更是充分满足其要求,采购牛肉、羊肉、牛油、牛乳等全力保障,甚至还包括所吸雪茄烟,可谓礼遇有加,这也是对其精湛技术和勤勉态度的应有回报。上海,为张謇创办的企业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1920年,张謇在致农商部的电文中指出,“上海为全国商业中枢”,这既是他的切身感悟,也是对上海经济中心的精准定位。

“上海居世界商业重要地位者近百年”

    张謇不仅借力上海,也为上海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海大达轮步有限公司的大达货栈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三日,江苏巡抚陆元鼎照会张謇同意招股创设上海大达轮步有限公司。

    南通在上海兴办的最早的企业是上海大达轮步有限公司。1904年,张謇在给南洋大臣《请设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公呈》中提及:上海浦西黄浦江岸,北自虹口,南到十六铺,凡是能够建造码头的地方,除了招商局码头外,均被洋商占据,黄浦江上桅杆林立,舳舻相继,上面飘扬的大多数是外国旗帜。十六铺往南至大关(即江海大关,又称江海常关,位于大东门外肇嘉浜边)一带,处于华界,是建设码头的理想地带。于是,张謇等人发起在十六铺至老太平码头一带购地建筑轮步,同时建造栈房。需要说明的是,张謇等人创办的上海大达轮步有限公司是在十六铺南边建造码头,并不是在十六铺建造码头。上海大达轮步有限公司购置轮船,开辟了上海至南通、扬州等地航线,便利了苏中地区与上海的联系,其自身也获利丰厚。此外,张謇还先后参与筹建了江浙渔业公司、中比航业公司、中国海外航业公司等企业。1920年11月4日,张謇受北洋政府委任,督办吴淞商埠事宜。1921年2月12日,吴淞商埠局开局,张謇的目标为“以自辟商埠之先声,为改良港务之张本”,尽管最终没有实现愿望,但吴淞开埠本身不失为图强奋发之举。1923年5月,张謇辞去督办之职时,提出“上海居世界商业重要地位者近百年”,并阐述吴淞之于上海的意义,表达了他对于开发吴淞的厚望。

    张謇在实业界的声望,也为其他企业和团体所看重。1916年5月11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为抗拒北洋政府的停兑令,邀请张謇担任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他欣然接受,给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极大支持,也为成功解决储户挤兑的冲击提供帮助。6月20日,段祺瑞致电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会长张謇等人,承认停兑令、止付令的不当,也表达了对张謇等人的尊敬。1918年3月14日,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这是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全国性纺织行业团体。华商纱厂联合会认为,“非得声望素著者左提而右挈之,不足以资领袖”,而张謇“对于实业,素具热忱,而于纺织一门,尤为同人先导”。于是,他被推举为会长,并一直担任到1924年4月。

    张謇与上海的教育界关系密切。1905年,江苏省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该会“以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图学界之进步为宗旨”,张謇长期担任会长。江苏省教育会作为一个民间教育团体,在推动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地区的新式教育发展中,弥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不足,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张謇的名字与上海很多学校联系在一起,如复旦公学、震旦学院、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等。其中,张謇对于复旦公学和震旦学院的支持最具代表性。震旦学院由马相伯始创于1903年,1905年因与总教习南从周在教务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马相伯率学生出走,另创复旦,震旦一时陷于停顿。张謇、严复、熊希龄、袁希涛等人应马相伯之邀,担任复旦的校董。张謇认为“多一学堂,未始无益”。因此,张謇一方面应耶稣会之请,担任震旦学院的董事,3月22日,其日记中记载:“徐汇故震旦学院请为董事,复支其学事,许之。”他与李平书、姚子让等人合组校董会,帮助震旦于8月正式复课;另一方面,张謇为复旦的开办奔走相助,于3月29日“为震旦已散学徒筹款得万元”,而且认为复旦公学“系中国自办学堂,更责无旁贷,必合力图成,与教会乐与人为善之宗旨,当不相背”。

    张謇也曾在上海积极组织立宪公会的活动,参与东南互保和南北议和。在帝制崩溃、民国肇始之际,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给予经济上的帮助。1911年12月下旬,为筹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经费,黄兴向三井洋行借款银元30万元,由张謇出具保证书作信用担保。张謇在保证书中写道:“兹因黄君克强为中华民国组织临时政府之费用,向贵行借用上海通行银元三十万元。约定自交款日起一个月归还,并无抵押物。如还期不如约,惟保证人是问。除息率及汇水由黄君另订条件外,特具此书。三井洋行鉴存。”黄兴向三井洋行借款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笔外债,这也是张謇对于共和的实际支持。

    上海还是张謇宣传南通成就的舆论场。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有影响的报刊,对于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实业有很多的关注。此外,《密勒氏评论报》《北华捷报》《大陆报》等外文报刊也有不少报道。例如,1926年8月28日,《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敬爱的张謇去世》一文:“张謇,前任农商总长,江苏省南通的实业领袖,中国最为杰出人物之一,因连续数月的流感所致,于8月24日周二中午病逝于家中。”报道不但配有张謇着西装的照片,并简要回顾了张謇的功绩:“他近年来最为卓著的事业,是对于所谓南通模范城市建设的推进,这是与南通老城区比邻的区域。尽管由于时局动荡而导致经济萧条,南通已经在海内外广为人知。”

    文中所示档案为南通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1月11日 总第3906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崔珍珍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